美國侵華新政策

美國對華政策從來都以利益為考量，不會千里昭昭跑來中國派槍炮做善事。1947年7月1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鑒於急迫災禍的蹟象”，依照國務卿馬歇爾的建議，宣佈派魏德邁為特使來華進行所謂”調查”，訓令他”即刻赴中國，就中國現在及未來的政治、經濟、心理和軍事的情況作一個估量”。”任何可能提供的援助，必須由美國政府和代表監督情形下予以利用”。魏德邁來華的目的就為挽救國民黨危局，加強美援的效能，對國民黨政府進一步加強控制。魏德邁使團，7月22日抵華，聽取國民黨首領報告後即進行視察。

8月22日，魏德邁在國民黨政府國務會義上說，”中央政府不能以武力擊敗中國共產黨，而只有立即改進政治及經濟的狀況以爭取人民群眾忠心的、熱烈的、至誠的擁護”，徒有軍事力量，消滅不了共產黨。魏德邁8月24日離開中國，發表了詆毀中國共產黨的聲明，也不滿國民黨的無能。他在聲明中強調，”為了恢復及維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得立即施行徹底的深遠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復原”有感召力的領導和道德”。魏德邁的話引起蔣介石恐慌，詰問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美國是否”想逼他退休或改職”。

魏德邁回到華盛頓，於9月19日向杜魯門提出達十餘萬字的報告說，”一個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對美國利益是有害的”，建議美國繼續並擴大援助國民黨政府的政策，至少五年內給以軍事和經濟援助，交換條件為：1.通知聯合國有關援助；2.要求將東北置於聯合國監護或托管之下；3.國民政府要以本國資源，改革財政、行政與軍隊，而且要延用美國顧問人員。美國假聯合之名控制中國的計劃由此開始。魏德邁來華後，美國擴大對蔣介石的軍火、貸款和物資援助，簽訂侵犯主權的《中美救濟協定》、《中美海軍協定》。

美國在援蔣之餘，也策劃新的侵略陰謀，準備在必要時去掉蔣介石，扶植”第三種”政治勢力以代替腐杇透頂的國民黨，同時也指使他們混入革命陣營，以進行假和平圖得喘息機會重整兵力，捲土重來。司徒雷登指蔣介石在學生中喪失地位，李宗仁較有公眾信賴，扶他當副總統。除李以外，還扶孫立人、宋子文、傅作義、閻錫山、馬鴻逵等人，進一步放寬對自由、民主份子的選擇尺度，鼓動他們組成第三種勢力。這種情況和香港佔中後的局勢非常相似。可是中國已接近最後勝利，美國的活動最後以失敗告終。

戡亂總動員

國民黨政府為了挽救危機，蔣介石”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頒佈”總動員令”。1947年7月7日，蔣介石發表”戡亂建國”演說，7月18日公佈《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國民黨各省市參議會及其”人民團體”紛紛通電擁護”戡亂”，並在各地召開“戡亂建國動員大會”。蔣介石”總動員”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覆巢”的危機警覺性。他在七七演說中哀嘆”在華中華南各大都市，還有很多人沒有認識國家民族的根本危機”，”或僥幸辜息，或苟且偷安”，”喪失了自強自立與獨立自主的信心”，無形中成了共產黨”精神上的俘擄”。同時，他表面上掛著”和平”、”政治”解決的招牌，實則想方設法去”戡亂”。

蔣介石以”總動員”令，搜刮人力、物力、財力，進行”戡亂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關人力，應積極動員，凡規避徵雇及妨礙徵雇等行為，均應依法懲處”；對於煽動叛亂之集會及其言論行動，應依法懲處”等等。國民黨政府到處徵糧、抓丁、派款，逮捕及屠殺反內戰、反饑餓的工人學生及愛國民主人士。9月27日，蔣介石親自在南京召集特務頭子舉行秘密會議，佈置對愛國人士的迫害。10月一個月內在上海、北平、杭州、西安等八個城市，愛國人士中被屠殺者達2,100餘人，揭開了戡亂的序幕，製造了不少慘案。

1947年冬至1948年3月，”綏靖會議”推行”總體戰方案”，由蔣軍正規軍負責”機動”作戰，以對付解放軍的主力。在地方上”編組保甲，組訓民眾”，把”戶口與自衛均納入保甲之中”，成立民眾自衛隊；在經濟上，對解放軍實行封鎖。國民黨對三青團的組織機構作了變動，自吹是”中國政治引擎修整的起點”。實際上，這個625人的龐大執監委，加深了國民黨內部矛盾，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在軍事上，白崇禧坐鎮九江，統一指揮軍事和五省政務，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以傳作義為總司令。後任命衛立煌為”剿匪”司令。

國民黨採取各種措施挽救政治孤立、兵力削弱、後方空虛動蕩的危殆局面，但都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1948年元旦，蔣介石在”訓示軍民詞”中承認，後方各省市”動員還未能實施”，社會民眾對共產黨”認識不清”，”前線國軍一直在波動中作戰，也一直在孤立中應戰，以至一年之間屢受損失，將士犧牲至為慘重”。但是蔣還要自欺欺人，宣稱蔣軍攻佔了延安等地，摧毀了共產黨的政治中心、神經中樞和經濟據點，共產黨不能立足，成為流寇。他還吹噓一年內消滅共產黨，以給自己打氣。實則蔣介石氣數已盡，垂死掙扎。

共產黨對”左”傾錯誤的糾正

在社會改革中過左或過右都是使改革出現挫折的原因。香港在爭取更民主的政治改革中走入死胡同，也因有一批人”左”得不得了，以破壞社會秩序和恐嚇中央為路線，結果導致普選流產。中國在解放戰爭中，也發生過一些右和”左”的傾向。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又經過全國土地會議，右的傾向基本上得到了糾正，可是”左”的觀點和做法有了發展，脫離了中央的精神。有人說”貧雇農打江坐江山”，”民主政府只是農民的政府”等。侵犯了中農和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工商業的利益，混淆了敵友之分，不區別大中小地主。

對於打擊開明紳士，不按平分原則給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資料，亂打亂殺的行為，給實際工作造成了重大損失。中共中央在12月會議上即予以糾正。在半年多時間內，發佈了一系到文件，大力糾正”左”的錯誤。毛澤東和中央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份注意，萬萬不能粗心大意”。”而如果真正忘記了我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我們就將是一個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就會左右搖擺”，”貽誤我們的工作”。在土地會議上的缺點就是沒有預見到”左”的傾向，未能制定出統一的科學標準。

任弼時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報告中，著重指出，”過去是以剝削、歷史、生活及政治態度等這樣許多項目來作為定成份的標準的。除剝削一項以外，拿其他幾項作為定階級的標準都是錯誤的”。”劃分階級成份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依據人們對於生產資料關係的不同，來確定各種不同階級”。”對生產資料佔有與否，佔有多少，佔有什麼，如何使用，而產生各種不同的剝削關係，就是劃分階級的唯一標準”。這樣大家就澄清了劃分中的混亂現象，分清敵我，為順利推進土地改革，團結人民，起了重大作用。

毛澤東和中央還制定了領導階級和同盟者的政策，率領同盟者對敵鬥爭，對被領導的階級和同盟者以物質福利，至少不去損害其利益，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中共中央規定，”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對中農、中小工商業者、知識份子，避免採取激進行動，對開明紳士，只要贊成反蔣，贊成民主，不反共和反土改，就加以團結，從而鞏固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孤立了敵人，為奪取全國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證。香港有一批人在香港回歸後，代表西方利益，作過”左”的爭奪政權行為，最後必遭全社會反對，陷入全港市民的包圍之中。

毛澤東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

1947年12月25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會議，到會的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陸定一、彭德懷、賀龍、林伯渠等19人。會議通過了毛澤東所作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分析形勢，估計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的深遠意義，總結了解放戰爭一年半的經驗，闡述共產黨在奪取全國勝利，在軍事、經濟、政治各方面的綱領和政策。在經濟方面，提出”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業。”的政策。

在軍事方面，提出了十大著名的軍事原則：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3.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4.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包圍敵人，力求全殲；5.不打無準備和無把握之仗；6.發揚不怕犧牲，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作風；7.注重陣地攻擊戰，奪取敵人據點和城市；8.在攻城上，相機奪取據點和城市；9.以俘獲的武器和人員補充自己；10.善用戰役間隙休整部隊。他的論述使革命戰爭有了理論基礎。

毛澤東指出，蔣介石的壟斷資本和封建的生產關係嚴重地阻礙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對民族工業這個階層的人，必須堅決、毫不猶豫地給以保護，參加到新民主陣營中，但對於右翼份子應當揭露和打擊，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這個經濟指導方針，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定好調子。毛澤東聯合工農兵學商及各民主團體、黨派、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愛國人士，結成統一戰線。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下，統一戰線保證了政治、軍事、經濟綱領的實現，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奪取全國勝利作了充份的準備。

這次會議還通過了兩項重要決定：1.革命戰爭應該力爭不間斷地發展到完全勝利，不讓敵人以談判作緩兵之計，集結力量打人民；2.組織中央革命政府時機尚未成熟，須待解放軍取得更大的勝利才考慮此問題，頒佈憲法更是勝利以後的事。大會的正確決定，為後來建國的政治協商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提供了充份的民主氣氛和條件，讓全國各民主黨派都有機會提出對國家治理有利的意見和措施，使中國初步有了一部集中全國人民智慧的憲法，為國家的發展和建設發揮作用。作為現代的中國人，我們為此而自豪。

《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公佈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沒有地就無法生活。善良的農民只知靠勞力耕耘，謀求自身的生存，但是到最後發現賴以生存的土地都變成了人家的土地。皇帝賜這個一片，賜那個一塊，都是人家世襲的財產。懂得用錢給土皇帝的人，也都可以把土地變成自己名下的物業，農民要生存就得向地主付出沉重的租金。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可是國民黨當作耳邊風，土皇帝照樣把土地從農民手中圈走，世代相傳。中國共產黨決心依從孫中山遺訓，徹底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使社會更公平。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開全國土地問題會議，就黨內狀況和農民組織及發揚民主問題作了充份討論，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廢除土地改革前勞動人民所欠地主富農的高利貸者的高利債。鄉村一切土地和公地由農會接收，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經營，不受侵犯。大綱在1947年10月10日公佈實施後，農民人人皆知，屬一個比較徹底、完善的土地法。

到1948年底，在一億五千萬人口的地區，約有一億農民獲得了土地。土地改革後，農工聯盟獲得鞏固，人民民主政權激發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解放區的生產發展。為了保田保家，廣大農民”支援大反攻，參加勝利軍，打倒蔣介石，拔掉老禍根”，掀起了參軍和支援前線熱潮。一位楊老太太翻身後，把五個兒子中的四個送上戰場。1947年，冀中安平縣農民組成”翻身獨立營”集體參軍。1946年至1948年9月，山東有580萬人，冀中有480萬人隨軍出征，參加民兵對敵作戰。民兵參戰者228萬餘人，作戰11萬5千7百餘次，殲敵20餘萬人。農民群眾的大力支援，是人民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保證。

中國共產黨在土改中，也進行作風不純問題的整頓。一切黨的支部公開，依靠支部中好的黨員為骨幹，吸收黨外群眾參加有關群眾利益問題的會議，把喪失黨員資格的壞份子剔除在外，對犯錯誤但認識錯誤願意改正的人以改過的機會，以達”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通過整黨，純潔了黨的組織，改進了工作作風，使共產黨成熟度大進一步。這次整訓在有領導、有秩序地按民主方法進行，使解放軍政治和軍內民主大大提高，全軍指戰員懂得做政治工作，有效地加速把國民黨被俘軍隊改造成解放軍戰士，為奪取新的勝利作了準備。勝利和成功永遠留給有準備的人，新中國的成立不是僥倖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的發表

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經過一段時間的政治較量和人民解放軍的內線作戰，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解放軍由內線作戰轉入外線作戰，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毛澤東高瞻遠矚，經過科學分析，不失時機地提出，”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以一部份主力和廣大地方部隊繼續在內線作戰，殲滅內線敵人，收復失地”。解放軍選擇中原地區作為戰略突破口，矛頭直指大別山。大別山雄恃南京國民黨首都，又是三省交匯，具有懾南京，控制中原之效。

毛澤東指示解放軍以躍進式進攻直插大別山，建立革命根據地，作了三軍配合，兩翼牽制的周密部署，以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實施中央突破，由陳毅、粟裕為左後一軍挺進蘇魯豫皖地區，由陳庚、謝富治為右後一軍挺進豫西。三軍在江、淮、河、漢之間佈成“品”字形陣勢，互為犄角，逐鹿中原。1947年6月30日，劉伯承、鄧小平率部12萬餘人，以神速隱蔽動作發起渡河戰役，一舉突破國民黨自恃可抵40萬大軍的黃河天險。蔣介石指揮兵分兩路要消滅劉鄧大軍，卻給劉鄧打個措手不及，殲滅了56,000餘人。

7月28日這一役的勝利揭開了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蔣介石糾集30個旅分五路向魯西南合擊，企圖掘開黃河大堤，水淹劉鄧大軍主力。劉鄧根據中央指示，不要後方，不與敵糾纏指示，甩開敵人，兵分三路向南疾馳，開始千里躍進式殺出血路。經兩個月艱苦戰鬥，至10月底，殲敵3萬人，在國民黨腹地插入決刀，建立人民民主政權。陳謝部隊於8月22日在黃河以南殲敵31,000餘人。華東野戰軍於9月9日又殲9千多人，10月殲敵萬餘，攻克縣城24座。蔣介石指揮白崇禧向解放軍圍攻，經一個月戰鬥失敗。

彭德懷、賀龍、習仲勛領導西北野戰軍在10月11月間殲敵一萬餘，經兩個月整訓展開外線作戰。聶榮臻、林彪、羅榮桓，也在各個戰場獲勝。解放軍經半年作戰，到1947年底共殲滅敵軍75萬餘人，國民黨喪失了大量有生力量，被迫進入”全面防禦”。毛澤東說，”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1947年10月10日，解放軍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正或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宣佈解放軍的八項政策，結束獨裁政府，成立聯合政府，沒收官僚資本，發展民族工業，改善職工生活，廢除封建剝削，實行耕者有其田，民族平等自由權利，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同外國訂立平等互惠條約等，鼓舞和動員全國人民起來達成解放總目標。

內蒙和新疆自治區發展

抗日戰爭後，內蒙古人民的民族自治運動和新疆三區革命都成為中國整個民族民主運動的重要部份。西蒙面積共一百四十多萬平方公里，蒙漢人口共六百萬，中國共產黨領導內蒙人民爭取和平民主。1945年11月25日，以烏蘭夫為首的蒙漢各族領導人在張家口主持召開了西蒙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並在各盟建立分會，統一領導自治運動。1946年1月16日成立了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4月3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幫助下撤消東蒙政府，建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走上正確爭民族自治之路。

烏蘭夫被選為自治運動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投入了人民解放戰爭。經過一年多艱苦的工作，1947年4月24日，自治運動統一會議，各盟旗、各民族、各階層人民選出298名代表，通過由中國共產黨起草的《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及組織大綱，實施區域自治的民主政府職能，決心推翻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統治。自1947年5月至1950年4月，內蒙人民騎兵和美蔣部隊作戰654次，殲敵29,900人，俘敵12,200人，敵人投降的2,700餘人，繳獲各種炮70門，戰馬22,400餘匹等。

新疆三區革命運動，隨著全國形勢的發展，也走過了曲折道路。1946年7月1日聯合作府成立，曾一度出現過和平局面。可惜那只是國民黨同三區革命運動領導人的談判緩兵計，隨著全國內戰爆發，新疆警備司令宋希廉等人員製造白色恐怖，破壞和平，一年之內，把軍隊從四萬人增至十萬人。宋希廉還勾結大土耳其主義者麥斯武德、艾沙、伊敏之流企圖謀殺三區革命領導人。1947年7-8月，三區代表退出聯合政府。1948年春，三區人民在阿哈買提江為首的革命派領導下，打退了烏斯滿叛軍和國民黨的進攻，解放了承化，初步穩定了根據地。

三區革命領導者，在阿哈買提江的領導下，認識並克服了狹隘的民族主義錯誤，糾正了無區別地對待一切漢人的政策，提出了包括漢人在內的各族勞動人民團結一致，為爭取民主走出一條正確的道路。新疆成立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推選阿哈買提江為為新疆人民統一戰線組織的主席，至1949年8月，盟員發展到8萬餘人。內蒙古和新疆革命軍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發展壯大，為全國解放做出了歷史的貢獻。中國共產黨在各少數民族中的細緻工作，為新中國的成立打好基礎，也使各族人民在解放戰爭中立下功勛。

蔣關閉談判之門 中間路線行不通

1946年8月10日，馬歇爾、司徒雷登宣告美國”調處”失敗，放手讓國民黨大打內戰。9月30日，中共代表團致備忘錄於馬歇爾和蔣介石，聲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一切軍事行動，中共不能不認為政府業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並已最後放棄政治解決方針。”10月中旬，蔣介石擺出和談姿態，派雷震赴滬策動”第三方面” 人士勸周恩來回京商談，又於16日提出八條和平條件，要中共交出國大代表名單的騙局。中共於18日嚴正聲明，要蔣”必須承認停戰、政協兩協定的神聖效力”，才能進行政治協商。

10月21日，周恩來、李維漢等應”第三方面”人士之約，一起從滬赴京準備與蔣會談，蔣卻於當天下午飛台，讓談判無從進行。1947年1月7日，馬歇爾離華，發表兩面派言論，掩蓋美國援蔣政策。1月16日，蔣介石通過司徒雷登要求中共恢復談判，企圖把破壞談判的責任推給中國共產黨。中共戮穿蔣介石和談騙局，指其未按政協規定自制偽憲，改變軍事位置。美國決定退出三人會議，撤回駐軍調部人員。2月21日，蔣介石迫中共駐北平軍調人員撤回延安，28日還把中共駐重慶代表吳玉章等200多人變相監禁。

6月25日，蔣介石通過最高法院檢察署下令”通緝”毛澤東，不留餘地破壞國共關係，關閉和談之門。當時中間路線人物施復亮，主張實現英美式民主政治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反對”一黨獨裁和階級獨裁”；對內主張調和國共，對外主張”兼親美蘇”，呼籲中間派努力，”以創造光明的明天”。民盟則認為內戰之後必和，要以超然地位調解武力黨爭。此時國內出現了南北朝的議論，”以江淮為界”。國民黨經陝北和山東一役後，全國人民都知道國民黨要消滅共產黨已不可能。美國駐華軍官也認為黃河乃唯一軍事防衛天塹。

可是蔣介石對中間派的政治理念也不放過，指他們已被中共所實際控制。5月31日夜，成都、重慶兩地幾十個民盟盟員被捕。10月21日，國民黨軍警包圍了梅園新村民盟總部。27日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強迫張瀾公告解散民盟，停止政治活動，要總部負責人總辭。民盟被非法解散，標榜實施”憲政”的國民黨政府連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也絕不允許，宣告了第三大黨運動的失敗，”中間路線”的破產。從目前香港有人提出走第三條路線，要超然於中美之間，也可能是一種幻想。中國人不為國家利益奮鬥，香港會有前途嗎？

全民起來對抗法西斯統治

漢奸分幾類，分別為拿槍、拿筆和“楂兜”的。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和主筆李怡分別為”楂兜” 和拿筆兩種，其背後的間諜則有拿槍的。李怡讀過幾本歷史，知道法西斯是什麼嘴臉，於是把統治者說成是法西斯，指張曉明和梁振就是法西斯。現在就讓我們在這裡看看法西斯到底是什麼東西？日本侵華統治者肯定是法西斯，解放前夕國民黨統治也出現了法西斯現象。法西斯就是對和平民主運動採取血腥鎮壓政策的人。港奸佔中79天沒有一人被殺，可說是世界少有的文明統治者，與法西斯沾不上邊。李治可說自曝其短。

1946年春天蔣介石接連製造血案，4、5月間在西安捕殺了《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顧問王任律師和民盟西北總支部負責人和《民眾導報》主筆李敷仁。後者傷重未死被當地農民救護到延安。6月，反內戰的工人、學生和市民一萬三千多人被捕；7月呼籲和平的文化團體、言論機關1萬餘處被封。昆明更出現了國民黨特務殺害中國民主同盟中委和民盟昆明支部負責人，李公樸和聞一多的血案。由於他們熱心民主愛國運動，反對內戰和獨裁，遭到國民黨壞份子忌恨，於7月11日指示特務進行暗殺。

聞一多在李公樸被殺害後，無懼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手段，嚴厲地抨擊國民黨。7月15日，聞一多在雲南大學作了他生平最後一次的演講，控訴特務暗殺李公樸的行為。當天傍晚回家路上就被國民黨特務槍殺。面對特務拔槍指嚇，他橫眉怒對，寧死不屈的精神，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慨。在白色恐怖面前，1946年10月上海各界五千人召開追悼李、聞大會，鄧穎超宣讀了周恩來親筆寫的悼詞，指他們”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至此，國民黨統治區反蔣運動此起彼伏，波浪前進。

1946年12月24日，北平發生了美軍強奸北大女大學生事件，激起各界人民極大的義憤，30日，北大、清華、燕京、輔仁、北平師範學生萬人抗議美軍暴行，全國50萬學生成立總會抗美。1947年5月18日國民黨頒佈嚴禁10人以上的集會，學生起而反對，遭軍人毆打。5月20日京滬蘇杭地區學生六千人集南京遊行，遭國民黨警憲特務毆擊，重傷21人，輕傷97人，被捕20餘人，全國被捕二千餘人，殺學生三人。上海文化界，大學教授發表意見，支持學生。同時，台灣在1947年也有二二八起義，高舉反美反蔣旗幟，形成了國民黨統治區配合人民解放軍的作戰，使蔣介石政府處於全民的包圍之中。

李怡和黎智英都清楚知道什麼叫法西斯？法西斯就是窮凶極惡必被消滅的意思。這是歷史的結論。你們這班漢奸繼續作惡吧，等待你們就是滅亡的命運！

國民黨制憲和改組

全面內戰爆發後，蔣介石為了取得美援，披上”民主”外衣，加緊制憲步驟。依據政協規定的程序，國民大會應在各項協議付諸實現以後，也即是說必須在和平的環境中，由改組後的政府負責召集，日期亦須由各方協商確定。但國民黨卻擅自於1946年7月3日決定於11月12日召開國大。對於國民黨非法的國大，周恩來和各方人士包括司徒雷登和馬歇爾表明中共的立場，指出蔣的國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談中的協議成為不可能，並且破壞了政協以來的一切決議、停戰協定與整軍方案”，把獨裁內戰合法化。

民盟對國民黨非法國大採取了抵制態度，張瀾從重慶打電話給民盟在南京的民盟政協代表，不要交出國大代表名單。許多無黨派人士和國民黨內民主份子代表，也紛紛拒絕參加國民黨的非法國大。這次國大制憲，於1946年12月25日推出《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元旦頒佈實施。憲法14章175條，除了抄襲美國自由平等一些條款，實質還是訓政時期的約法和《五五憲草》的翻版，確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國家制度。延安日報評論說，此部憲法”可以八個字概括盡之：人民無權，獨夫集權”，表達了人民的不滿。

中共中央發言人聲明中國人民決不承認蔣記憲法，周恩來指其為”蔣政府偽憲”。民盟發書面談話，對國大憲法”保留接受的權利”。上海世界促進會、民主建國會、工商業協進會、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九三學社、中國婦女聯誼會等11個團體，一致堅決不承認“國大”通過的”憲法”。國民黨召開國大想達到鞏固其獨裁專政的目的，反而適得其反，引起人民強烈的反對。在制憲的基礎上，蔣介石於1947年3月15日至24日召開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通過《憲政實施準備案》企圖導演”改組政府”，公佈《國民大會組織法》。

4月17日，蔣介石選任了國民政府五院院長，自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副主席，張群為行政院院長，立法院長孫科，司法院長居正，監察院長于右任，考試院長戴傳賢。29名委員，國民黨佔17人，青年黨4人，民主社會黨4人，社會”賢達”4人。4月23日“國民政府”宣告成立，並公佈施政綱領，宣揚”多黨政府”已經成立，”國民黨已實踐還政於民之諾言”。4月25日民盟指出，國民”政府既不是根據政協精神產生的，也不是促進和平實現民主的政府，只是一個擴大分裂，三黨共同負責與共產黨作戰的政府而已”。國民黨在大陸氣數已盡，就在於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原因。與人民為敵，不會有好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