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正”左”傾錯誤初步展開

鄭州和武昌會議是共產黨領導層中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的一個過程。毛澤東對人民公社給予肯定，認為是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但指出缺點就是太急進。武昌會議要求實事求是訂計劃，要有熱情有雄心，但要科學分析，注意區分虛假可能性和現實可能性。毛澤東在鄭州和武昌會議討論的基礎上改寫《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初步糾正”左”的思想認識，強調人民公社在現階段仍然是集體所有制的經濟組織，人民公社不等於全民所有制，更不等於由社會主義變為共產主義，不要無根據地胡亂宣佈。

《決議》認為那樣做只能使共產主義理想受到歪曲，助長平均主義傾向。強調按勞分配的原則，指出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空想。但是這個《決議》是在高度贊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為前提，不可避免地帶有局限性，不能從根本上糾正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和”共產風”。公社內部平均主義和過份集中的傾向仍然存在，加上不適當地反本位主義和”瞞產私分”，政府同農民的緊張關係沒有真正解決。一些隊的好糧食被別的隊無償調走，社員的豬、雞等被公社調走辦”萬頭豬場”。許多地方只能瞞產私分。”瞞產私分”是有原因的，怕被外調，被”共產”。

農民拼命瞞產是個所有制問題，每個公社生產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樣。毛澤東認為窮隊挖富隊不好。大家都是勞動者，人為地抽肥補瘦，無償剝奪勞動所得不好。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那大家才會積極。他認為必須糾正”共產風”，解決人民公社所有制問題。他批評一些領導幹部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對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可直接支配，義務勞動太多，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共”各種”產”，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是不對的。毛澤東為”瞞產私分”平反，肯定了私分的合理性，剎住”共產風”。

毛澤東在1959年3月5日的講話中表示，”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1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這事件推動了我懂得”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個客觀規律，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毛澤東再次自我批評說，六中全會決議”缺三級管理、隊為基礎這一部份”。”這個責任我得擔起來”。”我本人就沒有搞清楚，有責任”。他克服重重困難，堅決在實踐中貫徹這些正確主張，糾正曾經認可的看法。出於對人民負責的精神，作為領導帶頭承認和糾正錯誤，實在非常重要。

由鄭州會議到武昌會議

1958年11月2-10日，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召開有部份地方領導人的工作會議，會中涉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認識問題，劉少奇、陳雲、鄧小平、譚震林、楊尚昆等也趕到鄭州。本來會議想研究人民公社的問題，但有人提出農業四十條已過時，要搞一個新的，提出《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毛澤東當時正在研究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著作。他拿出來討論，聯係實際，闡發重要的理論觀點。他說，一個縣的全民所有制，還是大集體的所有制，不能和全民所有制混同。不能急於進入這一狀態。

毛澤東批評了取消商業的做法，指出”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完全自給，哪有這個事？”他還批評了急於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傾向。他不贊成當時普遍存在急於過渡的傾向。他說，”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麼行？”他建議大家讀兩本斯大林、列寧、恩格斯和馬克思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論著作，使自己有個清醒的頭腦。他對鄭州會議起草的文件有保留，要帶到武昌再行商議。實際上，他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左”傾錯誤有了警覺。他在視察中和各地方作了交流。

毛澤東在11月21和23日的講話中，對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傾向帶頭自我反省。他說，”我們中國人，包括我在內，大概是個冒失鬼。只有9年就起野心。中國人就這麼厲害？整個中國進入共產主義要多少時間，現在誰也不知道”。”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五億多農民人均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窮得要命？現在我們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符合事實”。”因此，我們就要謹慎”。武昌會議堅決調整了一些過高的指標，糾正了指標問題上的主觀主義錯誤，讓發熱的頭腦開始冷靜下來。武昌會議還強調了群眾生活的問題。

對於為了高指標，瞎指揮、強迫命令等問題，武昌會議提出了反對弄虛作假之風。毛澤東說許多違反常識、背離科學的東西是在”破除迷信”的口號下發生，指出”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份破得過份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他提出要改善社會主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保護工資制。中央開始作出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但只是初步，對出現的亂子潑了冷水。事實上，許多人仍沒有從發熱中冷靜下來，糾正”左”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要糾正人的思想絕不容易。

毛澤東通過調查察覺”左”傾錯誤

北戴河會議以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現象，有地方遭災歉收仍謊報產量，多徵購，導致餓死人事件；有些地方剛把人民公社掛出就宣佈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搞”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試點。毛澤東派人去當地了解，發現不少問題。毛澤東於1958年中旬到11月初，到各地視察，找省、地、縣負責人座談，聽取意見，發覺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急忙往前闖”。河北徐水縣宣佈實行”全民所有制”，毛澤東指出與鞍鋼有大區別，不能混為一談。毛澤東察覺問題比較嚴重，要省長到徐水作調查。

毛澤東於當年10月派人到河南遂平縣調查，還囑咐調查組帶上《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人手一冊，邊調查邊讀書。毛澤東還提議調用一架專機送他們去鄭州，可見毛澤東想了解真實情況的急切心情。10月21日，毛澤東聽取了劉子厚關於徐水的調查報告，了解到浮誇風和”共產風”問題。比如，一畝地白薯產量不過2000斤，卻虛報成8000斤；把幾個村的豬集中起來讓人參觀，弄虛作假；在宣佈”全民所有制”時，把個人財產和債務統統”共了產”，實行分配上的供給制。毛澤東對此搖頭嘆息。

毛澤東叫人告訴縣裡人不要來這一套，對虛報的人要進行教育，不要講假話。他說，把勞動人民的勞動所得拿過來，這不是租借，是侵略。還強調不要搞平均主義，要堅持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最終的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但現在什麼是共產主義人人認識不一致，還有人在胡說，頭腦發熱。他叫人下去調查要保持冷靜頭腦，在眼花繚亂的情況面前，實事求是。11月初毛澤東抵達鄭州，分別聽取調查組的報告，了解到農村和國營工廠和國家的關係，國家不可能在豐年全部收購農穫。

毛澤東在調查中了解各地生產水平不同，平均分配會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指出搞社會主義還是要按勞分配。凡是有利生產的就幹，不利於生產的就不要幹，要學會勤儉過日子，不要放開肚皮大吃大喝，那樣肯定維持不下去。他主張搞些公共福利事業，不要採取包的方法。調查中毛澤東還發現，農村各地集中人力上山大煉鋼鐵，夜以繼日，風餐露宿，公共食堂辦得不好，缺糧少油，危害人的身體，同時很多煉出來的都是次品廢品，完不成指標就作假。毛澤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對出現”左”的傾向需要”降溫”，讓大家冷靜下來。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教訓

1958年興起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中國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遭受的一次嚴重挫折。當時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國家貧窮落後，受西方封鎖和欺侮。毛澤東和中央領人都想使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在當時國際社會主義形勢較有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成功的情況下，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那時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已取得成就，全國六億人民建設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依靠人民群眾來進行經濟建設，看來有比較大的把握。廣大幹部和人民不辭勞苦，打掉自卑，意氣風發。

當時群眾戰天鬥地，畫夜苦幹的精神非常可貴，也取得了部份實際的成果和效益。科學技術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發展，尤其在某些尖端領域填補了空白。工業在沒有工業的地方辦起來了，奠定了工業最初的基礎。毛澤東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太慢，不滿意他們的經驗，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的基礎上尋找中國自己的路。在這種情況下搬用了戰爭年代大搞群眾運動的政治和軍事鬥爭的經驗搞經濟建設。而當時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在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對那些做法駕輕就熟，滋生了經濟建設比打戰容易的情緒。

當時許多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出現的混亂和偏差不是沒有察覺，只是覺得人民群眾的熱情和幹勁可以創出奇蹟，擔心糾偏會損傷人民的積極性。事實上，只有正確領導群眾取得成果，才能保護和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而違背科學規律的做法會損害他們的實際利益。加上當時嚴厲批評反冒進後，領導層的民主生活開始不正常，家長制、一言堂盛行，缺乏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把否定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和工作任務都當成政治問題。這樣導致了浮誇虛報、說假話、強迫命令等不良作風，喪失了實事求是的作風。

鄧小平後來總結說，我們的用心是好的，想早點進入共產主義，由於急於求成，違反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毛澤東在不斷的勝利面前聽的讚揚多了，開始違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輕率發動大躍進，讓全國一哄而起，使問題難以得到及時的糾正。總的來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脫離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現實，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給社會生產力造成了破壞，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失。這是中國在探索和建設社會主義一次嚴重的失誤，留給後人是非常深刻的教訓，值得後人永遠汲取。

全國人民公社化的實現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正式決定在全國農村建立人民公社。會議認為把規模較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和改變成規模較大的工農商學兵和政社合一的集體化公社，對農村發展和農民覺悟提高有幫助。在併社過程中，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幹部和群眾，不算細帳，自留地在併社中變為集體經營，但不急於變為公有制，仍採用集體所有制。毛澤東在從集體所有制向公有制轉變時，說有些地方可以快一點，有些地方可以慢一點，說明他心裡並不踏實，要大家考慮一下。不過由於《決議》指出人民公社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組織形式，造成上下都有要把人民公社的架子先搭起來的要求。

在這種情況下，全國農村在建立不到兩年的高級農業合作社，多數被人民公社所代替。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試辦以大工廠、街道、機關或學校為中心的三種類型的城市人民公社。河南省到1958年9月，有9個省轄市共建立了482個社，佔這些城市人口的97%。到9月底，農村基本上是一鄉一社，生產資料高度公有化，將收入水平殊異的合作社併到一起，公共財產全部歸公社。由於頭腦發熱，被認為提高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做法在迅猛發展，形成一股”共產風”，集體共了個人的產，窮社共了富社的產，公社共了國家的產。

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成為既是經濟組織，也是一級政權機構。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糧食、伙食，實行吃飯不要錢。在條件成熟的地方改行工資制，在條件不成熟的地方實行按勞動日計酬的制度。供給制被視為按需分配，具有共產主義因素。公社宣佈對社員的生活實行全包，包下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喪嫁娶、教育醫療等各種基本生活費用。河北省更乾脆取消了按勞分配制度，包下社員一切生活所需，並認為是向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制度過渡”。

人民公社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勞動組織和生活方式。到10月底，全國農村建立公共食堂260萬個，佔了農村人口差不多90%。在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傾向中，在供給制和浮誇風盛行下，刮起了”共產風”。有些地方宣佈為全民所有制，土地、資金和產品等可以由國家無償調撥使用。這一時期，平均主義和軍事共產主義之風泛濫。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僅造成對農民的剝奪，還對農村生產力造成災難性的破壞。1958年冬天，出現了糧油和副食品嚴重不足和緊張的後果。

全民大煉鋼鐵及人民公社興起

1958年鋼鐵量要達到1070萬噸時，實際上8個月只完成了400萬噸，餘下的4個月必須完成600至700萬噸才能完成任務。而當時鋼鐵生產能力不足，電力、煤炭、採礦運輸等生產能力滿足不了需求。北戴河會議後，由第一書記掛帥，廣泛發動群眾，大搞小高爐和土高爐，開展全民性的土法煉鋼煉鐵運動，強令完成任務，對完不成任務的領導給予處分。各地採取非常措施，”停車讓路，首先為鋼”。全國投入大量人力煉鋼，8月底有幾百萬人，9月底猛增到5000萬人，10月底6000萬人，年底達到上億人。

小高爐、土高爐的數量多到驚人程度。8月底17萬座，9月底增至60多萬座，10月猛增至幾百萬座。不但工廠、公社，而且機關、學校和部隊，到處建起土爐。全民煉鋼原料缺乏，沒有焦煤，就用普通煤，甚至砍伐樹木燒成炭代替。沒有礦石的地方，就用低品位的礦石代替，甚至把家裡做飯的鐵鍋和其他鐵器砸碎，用做煉鋼的材料。大型鋼鐵企業，打破規章制度，不顧經濟效益，片面追求產量，造成質量和安全事故。經過幾個月蠻幹，加上虛報浮誇，到年底宣佈鋼產量達到1108萬噸，但質量和成本都成大問題。

在全民大煉鋼中，相當一部份質量很差，有些則完全是廢品，而用小高爐煉鐵，成本貴到驚人。同時，為了煉鋼濫開濫採煤炭、礦石和樹木，使資原大量浪費，有些縣林木砍伐殆盡，加劇水土流失，帶來長期後患。由於集中煉鋼，所有行業都要配合和讓路，致使農業和輕工業大受影響，產量大幅度減少，造成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供應緊張。此時，農村爭相推動農業集體化生產組織，在大躍進的形勢下，要求農業合作社提高規模和公有化程度。1957-1958年春興起的大搞農田水利，開始突破合作社規模，要求併社。

這時的併社，增強了集體協作能力，辦了不少以前辦不到的事，尤其加強了農田基本建設和水利建設這些薄弱環節，起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毛澤東得知後，引起興趣，提倡併社工作盡快開展起來。一些地方不顧條件，辦起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敬老院等。當時中央領導人談農村組織形式時都希望共產主義公社的出現，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大學、中學、小學，有公共食堂，有醫院，有科研機構，有商業服務，有交通事業，有俱樂部，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人民公社”名字一時傳遍全國，不少地方聞風而動。

“大躍進”運動全面展開

經過1958年上半年中央會議的準備，八大二次會議於5月5-23日召開，推動了”大躍進”運動全面展開。劉少奇作了工作報告，確定了以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核心的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發展目標，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贊成和擁護。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把分歧錯誤地歸結為”好些快些”和慢些差些”的思想，說反冒進的人舉的不是紅旗而是白旗。會上117人口頭發言，140人提交書面發言，中央28個部委提出報告。各地區、各部門提出高指標，人們的頭腦越來越發熱，把第二個五年計劃納入了”大躍進”的軌道。

會議後，中央把原來掌握的經濟管理權下放給地方，原意為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但由於放權是在”大躍進”的形勢下進行，在短促的時間內鋪開，帶來交接上的混亂，宏觀失控，效益不彰，職工人數急劇膨脹。毛澤東要解放思想，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在急躁冒進思想佔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助長了不尊重知識，輕視知識份子，忽視和違背了客觀規律。毛澤東提出，1958年的鋼產量要在1957年535萬噸的基礎上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各地掀起了大辦工業的熱潮，出現了”萬廠縣”等浮誇現象。

在農業方面出現了小麥畝產達到7320斤的報導，有些地方還出現了一萬多斤的離奇高產典型。各地區、各部門上報的產量數字有很大水份，報刊還發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言論，還說”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在虛報浮誇的氣氛下，生產出現了瞎指揮的情況，造成大量浪費和損失。教育界對”大躍進” 持懷疑和批評態度的專家、教授進行批判，還強調教育和生產相結合，過多地參加勞動，荒廢了學業。有些高校下放給地方，還開展學生編寫教材、講議等活動，造成高校發展失控。一時理論界、科技界、衛生界等都提出各自的”躍進”計劃，在反保守思想的指導下，許多人的頭腦都發起熱來。

“大躍進”運動推向高潮，出現了嚴重浮誇和混亂，中央有關部門和許多地方的負責人為這種假象所迷惑，盲目樂觀，以為農產品有了成倍、幾倍、十幾倍的增長。國家以為在完成指標和建設任務之後可以發展工業，可以在1962年掌握科學技術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建成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過渡作準備。毛澤東還在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革命時期的供給制，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實行按需分配。不適當地把革命戰爭年代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措施搬到和平時期的建設，把平等絕對化，搞絕對平均主義，妨礙了社會的發展。同時，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的”左”傾錯誤，在全國泛濫成災。

發動”大躍進”

在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過程中批評反冒進，從而出現了”大躍進”運動。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表社論，提出在12年內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各地區在討論發展綱要和15年趕上或超過英國，修改原計劃，制定各自的躍進計劃，提出了新的高指標。許多地方”不避風雪，挑燈夜戰”，”抓晴天，搶陰天，小風小雪是好天，汽燈底下是白天，爭取一天當兩天”的豪言壯語，反映了苦幹精神。由於群眾的努力，農田水利取得很大成績，但也出現了一些浮誇和蠻幹情況。1957年冬至1958年春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嚴厲批評了反冒進，說”反冒進給群眾泄了氣，潑了一瓢冷水，搞得群眾灰溜溜的…….。六億人一泄氣不得了。….以後不要提反冒進”。在會上，劉少奇和周恩了成了反冒進發言的代表。毛澤東提出”不斷革命”，把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的觀點，概括為社會主義建設、工業和農業三方面各14項。文件提出了一些領導方法，例如”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工作檢查，黨委有責”，”以平等的態度待人，不可擺架子”等，但隨後受”大躍進”指導思想的錯誤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這些工作方法。

各地區、各部門在制定計劃時層層加碼，追求高指標，離開了實事求是、綜合平衡、穩步前進的軌道。在隨即而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左”的偏差。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反冒進思想後，中央領導層一致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毛澤東強調要進行一場新戰爭，向地球開戰，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技術革命，用15年時間趕上英國。毛澤東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路線。這些口號和思想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在”左”的急於求成的情況下，變成了不尊重客觀規律，對盲目蠻幹的一種鼓勵。

各地的負責人紛紛提出了脫離現實的躍進計劃，毛澤東也發現了頭腦發熱的錯誤東西，警告說，凡是主觀和客觀條件辦不到的不要勉強，凡有條件的就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但是各地傳達的會議反冒進的精神，迅速刮起了超越實際可能的盲目蠻幹、攀比趕超的”大躍進”之風。當時中國是一個貧窮大國，不快一點發展當然不好，但華而不實的做法卻起了消極的作用。第一個五年計劃積累了一些寶貴的成功經驗，放棄這些經驗，助長主觀臆想，為”大躍進”運動作了思想和輿論準備，對後來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嚴重的不利影響。

“大躍進”運動和趕超英國口號

1957年以後，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逐漸從蘇共20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發的思想混亂中擺脫出來。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在波匈事件後顯得更有力量，而帝國主義陣營也經歷了一場內部危機，蘇伊士運河爆發戰爭，暴露了美、英、法等國之間的矛盾。1957年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一度引起西方國家震驚和危機感。同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著不少新的理論問題，各兄弟黨之間的關係是否要以蘇聯為首。蘇聯此時借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路機會，提出召開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建議。

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慶典，隨後在11月中旬參加有12個社會主義國家和68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會議期間，中國共產黨為了各國共產黨的團結在會議中做了大量工作，中國的威信和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中共和蘇共最最大的分歧就是對斯大林的評價和資本主會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論述。中國共產黨認為共產黨要執政必須要兩手準備。後來中蘇都作出妥協和讓步修改意見，維護了共產國際的團結，肯定了10月革命基本經驗的普遍意義，定下了兄弟國家的關係準則。

通過這次談判達成妥協，但并未形成共識，中蘇關係變得更加微妙和複雜。不久這些分歧重新暴露，兩黨、兩國關係逐步走上破裂的道路。莫斯科會議對形勢作了過份樂觀的估計，認為”東風壓倒西風”，社會主義人口和科技都佔了壓倒性優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競賽，只有經濟實力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陣營，就有可能防止戰為，保障世界持久和平。蘇聯領導人提出在較短時間內超過美國的戰略。赫魯曉夫要在15年內超過美國，毛澤東回國後叫人研究趕超英國的問題，劉少奇和李富春都作出相應的計劃。

1957年12月8日，毛澤東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者座談，通報了15年內趕超英國的設想。這一設想動員了全國人民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希望能迅速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這種憤發奮強的精神值得肯定，努力提高鐵產量也是必須的，而且在鋼鐵產量和某幾項工業產品方面用15年時間超越也並非沒有可能。但是國家經濟落後，只指總量而不是人均產量趕上發達國家，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由於採用群眾性的大煉鋼方法，違背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和按比例地平衡協調發展原則，造成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的嚴重損失。這都是建國時的一些沉痛的經驗和教訓。

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整風和反右，中央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大勝利，人民熱情高漲，經濟建設應該搞得快一些。中央試圖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讓長期遭受帝國主義欺凌的中國站起來，滿足人民求強求富的強烈渴望。建國短短幾年的成就，讓大家認為中國富強的目標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以為人民公社是通往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最好組織形式。歷史證明，社會主義建設有其客觀的經濟規律，人民公社化運動缺乏從客觀實際出發的充份依據，由於決策本身的偏差，終未達成目標而受挫。

中央於1958年制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毛澤東對1956年反冒進而把”多快好省”的口號取消有些不滿，在1957年10月9日八屆三中全會重提。毛澤東要求處理好多快好省的辯證關係，希望統一黨內對建設規模和速度問題上的認識。他批評有些人把本來”應該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大家”乘風破浪”，”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毛澤東對此給予重視。3月8-26日，中央在成都召開全國黨委第一書記的工作會議，通過了多快好省的40多個文件。

毛澤東在講話中，談到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問題，提出根據主觀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事，應該多快好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毛澤東指示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總路線，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奮鬥。他說總路線和力增上游對不對還要看五年，然而僅過了一個多月，這條總路線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確定下來。劉少奇、鄧小平、譚震林作了報告，大會對政府工作和農業發展綱要都做了批准。毛澤東稱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兩條腿走路”。城鄉建設盡可能機械化，文化教育全面展開。

國家在盡可能採用世界上最新技術的同時，開展改良工具和技術的群眾運動。在文化革命方面展開普及教育，建立高等學校，改革文字，講究衛生，提倡體育，破除迷信，移風易俗，振奮民族精神，發展文學藝術。國家在培養新知識份子，改造舊知識份子，建立一支全新的知識份子隊伍，培養出技術骨幹，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政治理論家隊伍。歷史地看，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迫切要求改變中國落後面貌的普遍願望，可惜由於過份急於求成，政策存在嚴重缺陷。這說明過份誇大人的主觀意志和努力的作用，忽視客觀規律和量力而行，就會脫離實事求是的原則。

反右派擴大化及其後果

中央對極少數右派猖狂進攻堅定予以反擊，借以教育廣大黨員和人民有其必要性。這個行動在全國人民中間澄清了大是大非，穩定了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放棄這個鬥爭，就會在思想上政治上產生嚴重混亂。可惜中央對形勢作了過份嚴重的估計，沿用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政治運動，使運動失控，導致被嚴重擴大化。有些人情緒偏激，但不是出於敵意，只是對本單位領導人提了一些尖銳的意見，把他們劃為右派，打擊面就擴大了。毛澤東東原計劃把小數右派擊退後，整風可以順利進行，結果卻被突破了。

6月29日，中央指示點名為右派的，北京約400人，全國大約4000人，不要把有言論，無行動的人輕率地扣上右派帽子，但過了10天，準備點名批判的人數擴大了一倍。全國右派骨幹名單從4000人增加到8000人。到9月，全國被劃為右派的人達到6萬餘人。1957年冬至1958年春，僅小學教員就劃了10多萬右派份子。最後到1958年夏，運動歷時一年，全國共劃右派份子55萬多人。周恩來說，造成嚴重擴大化的原因之一，就是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界限。其實對工作中的問題，學術性的問題，即使意見錯誤，措詞尖銳，也不應劃為右派份子。

全國205所高等學校有近4000名教授、副教授、講師及助教被劃為右派份子，離開了教學和科研崗位。凡屬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均被開除黨籍和團籍。周恩來親自修改和審閱指示，對有突出成就的自然科學家，除情節特別嚴重的以外，一律採取保護過關的政策。但由於打擊面過寬，不能從根本扭轉嚴重擴大化的局面。國家領導經過長期的戰爭，敵我意識根深蒂固，難以在7年執政中轉變過來。這場運動使很多知識份子和大量共產黨內忠貞的黨員受到了長期冤屈和磨難，給他們個人和家庭造成悲劇，也給國家的事業帶來巨大的損失。這個災難性的結果，使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受挫。

在運動中很多好的政策都受到批判。政治生活中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兩大方針的貫徹執行，都受到極大損害。怎樣正確判斷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各種矛盾，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共產黨那時尚缺乏經驗，在右派份子猖狂進攻下判斷錯誤，把真心想幫助國家進步的人，錯當成”右派份子”來處理。這個歷史上沉重的教訓，讓國家知道無論在什麼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人民的福祉而奮鬥。這是一個動搖不得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