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東方文化復興吶喊的季羨林

季羨林(6.8.1911-11.7.2009)，山東臨清人，就讀山東大學，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於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獲陳寅恪推荐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言系，任系主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還成為全國人大常委。他的著作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他的代表作有《中印文化關係論集》、《印度簡史》、《佛教與中印文化交流》、《敦煌吐魯番吐火羅語研究導論》、《東方文學史》等。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季羨林對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關注。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人類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一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季羨林為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表達一種歷史宏觀的看法，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他離國10年發表了一系列富有創見的論文，80年代倡導東方文化研究，主編《東方文化集成》叢書，10篇、500種，計劃用20年時間完成。

從1973年到1983年季羨林歷十年風雨，將5000頁皇皇巨著的《羅摩衍那》譯成9萬行字，把羅摩的歷險經歷的古史詩梵文版譯成中文，受到國內外著名學者的高度贊揚，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他的譯作於1994年獲國家圖書獎，1999年，印度文學院授予季羨林”名譽院士”。正如他在譯作對英雄羅摩的《悉多之歌》中說，”你可以從陡峭的山峰投入汪洋大海，你可以從青天之上將日球和月球搶來”，表達了季羨林辛勤從事英文、德文、梵文等文學作品翻譯近400萬字成果的讚頌，對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 。

季羨林學貫中西，融匯古今，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樣融合了中外知識份子的優秀傳統，有著仁愛和寬大的胸懷、強烈的憂患和責任意識、自由獨立的精神。他受到學界的尊敬，稱他為"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他卻通達自持，為自己摘下這三頂桂冠。在榮譽面前不驕不躁，學術上不斷追求，正是季羨林值得大家學習的品格。他說，"這種事情，癡想無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來一個急剎車。"他與香港大學的陳文敏完全是另一回事，被人捧兩捧就煽動學生為自己爭副校長職位，結果被KO，大失學者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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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性轉折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各地負責人和各部主要負責人共212人參加會議。華國鋒宣佈會議討論農業發展和商定1979、1980國民經濟安排。在討論問題前，中央政治局決定先談在全國範圍結束揭發林彪和”四人幫”群眾運動，把重心放到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上。工作重點轉移是與會人士一致擁護和贊同的，但宣佈會議議程時不提真理標準的討論、思想路線轉變和黨內外關心的冤假錯案問題。而提交會議討論的只是農業文件草案和農業學大寨的思想，對於思想上的大是大非和重大歷史是非沒有觸及，引起與會者的不滿。陳雲在東北組發言，要為陶鑄、彭德懷和天安門事件平反。

陳雲的發言引起熱到響應，會議氣氛當即活躍起來。大家認為1976年清明節期間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人士應徹底平反和恢復名譽。其他參加會議的人也提出”二月逆流”、”反右傾翻案風”等錯案也應平反。大家認為在工作重點轉移前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上述意見，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宣佈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及為一些重大歷史受冤屈和牽連的人恢復名譽。但在當時條件下為劉少奇徹底平反條件還不成熟。此時有人提出要全盤否定毛澤東的錯誤，鄧小平指出，“要積極引導群眾，不能和群眾對立。我們一定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講問題，要注意恰如其份，要注意後果”，過了”真理就變成謬誤了。毛主席的功勛不可磨滅。”

中央工作會議也熱烈地談了真理標準討論中暴露的問題。有人仍然認為引導人去討論毛澤東的錯誤，不符十一大方針。這個觀點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批評。經過尖銳的思想交鋒，有疑慮的人思想有了轉變，作了自我批評。大家要求黨中央對這場討論明確表態，以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有人認為農業學大寨是空談，因為各地條件不同，不能強求一致，不要對農民卡得太死。有人提出，不要怕農民富了，農民富了出不了資本主義，要把農民一頭穩住，七億多人口穩了，天下就大定。根據大家意見，重寫了計劃。

在李先念討論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時，大會印發了香港和台灣怎樣迅速發展經濟的材料，大家看後提出改變過去”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做法，要充份利用外資。大會由於內容超出預期議題，會議也超出原定時間。華國鋒在閉幕式上就”兩個凡是”問題上作了自我批評，指出這句話考慮欠周詳，”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大會決定解放思想，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1978年12月15日，會議結束，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推動下，經36天會議的民主討論，終於打破”兩個凡是”的束縛。鄧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經這次會議後，華國鋒仍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但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決定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的實際作用來看，鄧小平已經成為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從而實現了歷史轉折。

共產黨內要求改革的呼聲

真理標準的討論帶來思想解放，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道路應怎樣走，引發全黨的思考。黨內在進行歷史反思中放眼世界，在更廣闊的視野下找到借鑒。人們強烈感到中國在經濟和科技上同世界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有些人估計在科技上要差20年，有些領域還要多一些；在經濟領域差距則達到30年，有些領域有可能是50年。因此大家感到應老老實實學習世界先進技術，以趕超世界趨勢和水平。鄧小平和許多人都意識到中國不但在技術上落後，管理水平也同樣落後，決心也要解決管理水平低的問題。

鄧小平提出，”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後，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營方法、先進的定額來管理，也就是按經濟規律管理經濟。”華國鋒、李先念在會議上要求大家敞開思想，發揚民主，認真總結經驗，加快現代化建設。國家計委提出了加快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設想，國防部提出軍工企業結合民品加快發展的意見；國務院提出提高農產品價格調動農民積極性的建議，各部門對建設國家提出了許多新的設想和措施。大家都決心擺脫墨守成規，不講經濟核算、經濟效果的做法，不失時機地借鑒外國經驗，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採用國際通行、有利於中國的方式縮短追趕時間。

1978年9月13-20日，鄧小平結束朝鮮訪問，專程考察東北三省，呼籲大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改革管理體制。他說，實現四個現代化要從實際出發，思想僵化就實現不了，要動腦筋。他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把馬列主義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理論不能結合實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無從表現。他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必須發展生產力….要教育所有的幹部獨立思考….大膽改革。”他說，社會主義不能像現在這樣搞，呼籲大家不要當懶漢、頭腦僵化，要進行考核，講責任，迫使大家想問題。他的上述談話，激起巨大反響，人們開始不只專注批判”四人幫”的謬論，而是在實踐中如何解去解放思想，切實端正黨的思想路線。

中央十一大和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申要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由於時間緊迫，任務繁重，大家都把精力投入經濟建設。企業是生產單位，必須以生產為中心。鄧小平說，揭批”四人幫”總要有個底，不能三年五年的搞，要實行工作重點轉移。10月11日鄧小平在中國工會代表大會上說，要改變落後生產力，實現現代化，必須改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這是全國人民長遠利益所在。鄧小平的意見，很快在中央領導層取得共識，進而實現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歷史性轉折，為國家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振興，準備了更加充份的條件。

加快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

文革結束，中國對外交往進取，實現了國內安定，重新致力現代化建設。西方則要從經濟危機中脫困，為閒置資金和技術找出路。他們紛紛看好中國這個大市場，表示願意同中國開展貿易往來，支持中國的現代化建設。1978年2月，日本同中國簽訂了至1985年為期八年的貿易協定，貿易額達200億美元。4月，歐洲共同體同中國簽訂協定，給予最惠國待遇。9月，日本政府又向中國建議再延長貿易協定期限五年，貿易額擴大兩倍增到600億美元。這種情況表明，一個對中國非常有利的發展機遇已經出現。

華國鋒和鄧小平都批准了引進成套設備和技術的計劃，鄧小平說，引進要有個長遠計劃，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國際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不斷變化，要調查研究統籌考慮。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說，當然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新，但不是盲目排外。科學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技術。我們不僅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華國鋒要求計委擬定的外匯收入規劃到1985年累計到1050億美元，其中引進技術和成套設備達200億美元。

鄧小平說，”政策上大膽一點，搶時進口設備是劃得來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問題是要善於去做。”他反覆強調，國際市場形勢對中國有利，我們當然不是去拿落後的技術，要把世界一切先進技術、先進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赴日代表團，借鑒日本戰後起飛的經驗，提出進口裝配生產線、搞來料加工等具體建議。在港澳考察中，由於文革時產品低劣，提出要奪回港澳市場，利用港澳有利的條件和貿易渠道，大力發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把珠海、深圳兩個縣建成具有相當水平的生產基地和對外加工基地，建成港澳遊客的遊覽區。

谷牧在西歐五國訪問時，借鑒他們在起飛時利用外資的經驗，指出他們在一二十年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科學技術起了關鍵作用。現在他們處於蕭條時期，他們產品、技術、資金都過剩，急於找出路，都願意和中國加強貿易。我們同他們差距很大，建議採取補償貿易、來料加工等辦法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研究怎樣吸引外資的經驗，加快中國發展的速度。1978年，國家向西方發達國家先後簽訂了22項成套引進項目合同，共需外匯130億美元。上海寶山鋼鐵廠，建設年產600萬噸鋼鐵規模的工廠，縮短和世界的差距。在引進工作中雖然出現過一些失誤，但畢竟給我國現代化提供了對外開放的經驗。

實現歷史轉折 活躍對外交往

1978年底中央和國家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必須對國家前途命運作出政治決斷和戰略抉擇，以實現具有深遠意義的轉變。此時，美蘇兩大國爭奪世界霸權，帶來了戰爭危險，既威脅發展中國家，也威脅到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擺脫超級大國的控制，減少戰爭威脅，以及經濟危機造成的生產設備和資金大量閒置、市場蕭條，急需開辟新市場。中國利用這個時機，加速引進資金和設備。鄧小平估計世界戰爭可以延緩，於是加強對外交往，邀請外國元首訪華，國家領導人也組織大量出訪，加強合作。1978年，僅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領導人出訪就有20多次，訪問國家達50多個，增強了關係。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日最受世人矚目。《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互換批准書儀式上，鄧小平向日本各界人士介紹中國內外政策，事後還專門對日本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企業和高科技設施進行了考察。在考察中，他多次表達合作的願望，學習國外先進經驗和技術，以加快中國現代化建設。日本十個對華友好團體為鄧小平舉行歡迎酒會，共有日本各界人士2000多人參加。日本內閣21人，出席鄧小平答謝宴的有14人。中國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為加快現代化建設打開了局面。國務院組織各部門及各地負責人出訪西歐、美國、日本，重點考察工農業，調查研究人家的水平，以資借鑒。

谷牧帶隊訪問西歐五國，25個城市，共參觀了80多個工廠、礦山、港口、農場、大學及科研單位，進行廣泛接觸。此時，西歐國家因經濟蕭條，急於為過剩的產品、技術和資本找出路，希望與中國進行合作。中國乘勢向這些國家學習經濟發展的做法和管理經驗。美國雖然和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啟動了正常化進程，但由於台灣問題仍未取得進展。美國卡特政府總結幾年對華談判後，擬定了對華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妨礙同台灣關係，向中國通報。鄧小平作出積極回應，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提出，建交美必須同台灣廢約、撤軍、斷交，承認一個中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訪華，代表卡特接受中國提出的條件。在中日關係改善的同時與美國也開始建交談判。

1978年11月，鄧小平看了美國提出中美建交聯合公報草案，當即加速中美關係正常化步伐，強調台灣是中國內部問題，任何國家都不能干涉。從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兩國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在1979年4月1日以前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美國軍事力量和設施，並通知台灣當局終止”共同防禦條約”，從而結束了長達30年的不正常關係。中美日關係的改善，不僅對中國外交和世界局勢發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而且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為國家創造了進一步改革的良好國際環境，讓中國逐步振興。

真理標準的討論有力地推動了撥亂反正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很快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中央組織部著手復查”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黨集團”案，但遭到中央專案組的阻撓。鄧小平在審批申訴材料時批示，”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問題。”陳雲表示了解這個案情，要向中央報告，要管這件事。華國鋒也同意解決這個問題，並指示中央組織部復查。這案子成為突破口，推動了整個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葉劍英向胡耀邦提出：黨的歷史功過是非要”堅決不動搖地弄清楚”。胡耀邦說，落實幹部政策的根據是事實，不管是那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

在這個過程中，有人堅持只”摘帽”不改正，說是非已經過去，幾十萬人一一清帳，那黨會亂了套。但大多數人堅持既要摘帽也要改正，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冤假錯案才能糾正過來，增強團結，促進社會發展。中央採納了多數人的意見，做到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盡管事隔多年，也應予以改正。到1980年，全國有54萬多名錯劃右派得到改正，使遺留20多年的問題終於得到解決。鄧小平指示要繼續做好平反昭雪知識份子的冤假錯案，充份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職有權有責，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在糾正冤假錯案之時，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理論進行研究，認定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要把這個制度恢復和建立起來，目的為鼓勵大家上進。由於問題觸及到毛澤東晚年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一些觀點，受到一些人的指責。鄧小平認為按勞分配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是馬克思主義的，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敢於想問題，提問題，敢於理論聯系實際。大家普遍認為當前的問題是平均主義，必須貫徹物質利益原則，讓人們從物質利益上關心自己勞動的成果。國務院要求進行工資改革。

全國農村繼續限制”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和集市貿易，中央繼續推廣大寨大隊為核算單做法。但這種要求實在難以做到，全國2.5億人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這種核算法只能是破壞生產力的”窮過渡”。一些地方負責人開始大膽調整。萬里說，”不尊重生產隊自主權，這是我們過去農村工作中許多錯誤的根源。歷史上的教訓太深刻了！”農村開始將自留地面積由7%擴大到14%；取消不准農民搞家庭副業限制；開放集市貿易；支持農民包產到戶；鼓勵多種經營等等。萬里鼓勵大家”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省委沒有決定的，只要符合客觀情況就去做，將來省委追認。”1978年夏季以級，各個領域撥亂反正明顯加快。衝破思想禁區後，國家在加速向歷史轉折的實現邁進。

真理標準的討論

文革後進行撥亂反正，但在指導思想上遇到”兩個凡是”就無法進行下去。要徹底澄清思想混亂，必須先解決如何對待毛澤東的指示和決策、判定真理的標準到底是什麼。這就引發了實事求是和”兩個凡是”思想和路線的爭論。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理論工作者開始醞釀就真理標準問題撰寫文章。1977年10月9日，葉劍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指出：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時，一定要提倡融會貫通，聯係實際，實事求是，有的放矢。他要求大家用心研究黨的歷史，特別著重研究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歷史，正確總結歷史經驗。中央黨校開學後，組織了800多人，決定把文革歷史研究透切。

鑒於不少人在批判”四人幫”遇到”兩個凡是”就產生疑慮，凡是毛主席批閱過的就不敢衝破，人民日報社編輯部感到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必要。1978年4月，《光明日報》編輯部將幾經修改的一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哲學專刊上發表，該報負責人決定委托中央黨校理論組進一步修改，將標題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定稿。5月11日發表，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全文轉載，13日，又有多家省報轉載，使討論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全國展開。文章提出：凡是科學的理論，都不會害怕實踐的檢驗。凡是超越於實踐並奉為絕對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這篇文章發表後，有人指責這篇文章”實際上把矛頭指向毛澤東思想”。這種情況使人民日報及各地報刊討論真理標準問題時，不能不面對巨大壓力。但是黨內多數人認為應當展開討論，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毛澤東早已多次闡述過。1968年11月18日，他在修改一篇文章時，親筆加上了”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這使那些認為談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者為”大逆不道”，也無話可說。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一批人在討論遇到阻力時紛紛公開表明支持討論，頂住壓力。有人提出，凡是毛主席、華主席說過的話都不能改動。這種意見分歧引起鄧小平注意。

1978年5月30日，鄧小平在全軍會議上說，”毛主席、華主席沒有講的，你講了也不行。照抄毛主席講的，照抄華主席講的，全部照抄才行。”他指出，”有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根本方法。”他號召大家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流毒，撥亂反正。7月21日，鄧小平找中宣部負責人談話，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又和胡耀邦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後，李先念、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看過文章後，均表示同意發表，在當年刊登在《紅旗》雜誌第十二期上。1978年下半年，各地召開70餘次討論會，發表文章達650多篇，成為歷史轉折的思想先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