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促進亞非會議的成功

亞非會議又叫萬隆會議，因會議在印尼萬隆的獨立大廈舉行。1955年4月18日，出席會議的國家有29個，代表著當時世界一半的人口。中國代表國由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陳毅副總理也是其中一個成員。各國代表在會議上表達了對和平友好的訴求和對殖民主義的憎恨，但對新興國家如何處理相互對峙的美蘇兩大陣營的關係，卻出現了分歧。有的國家攻擊共產主義是一種”顛覆性的宗教”，對蘇聯在東歐的”新殖民主義”有異議，因此對中國產生疑慮。會場氣氛緊張，人們擔心大會將因此爆發激烈的爭論。

會議在有可能走上歧路的關鍵時刻，中國代表團審時度勢，採取了正確的對策。周恩來把原定於19日上午的發言放棄掉，繼續傾聽其他代表的發言，到下午才決定登台講話。他的行動引起了各國代表和記者們的極大關注。周恩來沒有宣讀原先準備好的講稿，而是將原稿油印散發，另行作了一個補充發言。他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他強調”求同”而不是”立異”。他表示，不同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存在”並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

周恩來的發言，超乎與會代表和記者的意料。他沒有直接駁斥對共產主義的攻擊和對中國的責難，卻巧妙地闡述了中國的原則立場，寬容大度地體現了和解的精神，當場獲得絕大多數國家代表的贊同。周恩來的講話緩和了兩天以來的緊張氣氛，形成了會議的第一個高潮。四天的會議，由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委員會分別商討實質性問題，起草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決議與宣言。會上有兩派觀點，一派支持中立，贊成與共產主義共處，另一派支持集體防禦，與西方結盟來反對共產主義。人們開始悲觀地認為會議已陷入僵局，達不成協議了。

盡管中國處於矛盾焦點，但周恩來沉著冷靜，經過幾天的觀察，於4月23日又一次在政治委員會上發言。他不贊成在世界上造成對立的軍事同盟，反對針對共產主義的”集體防禦”，主張亞非國家，撇開不同思想意識、政治制度，進行國際合作，求得集體和平。周恩來提出七點和平宣言，消除各國疑慮，打破僵局。4月24日下午，大會一致通過了公報，吸收了中國建議，形成了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亞非會議是新中國走上國際舞台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標誌著中國打開與亞非國家廣泛交往的大門。

中國確定參加亞非會議方針

在亞洲和非洲民族解放運動高峰時期，南亞五國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錫蘭、印度和緬甸決定聯合召開亞非會議。1954年4月五國總理在錫蘭首都科倫坡提出這個設想 經過半年醞釀，12月底在印尼茂物會議上最後確定。會議宗旨為促進各國的親善和合作，探討民族經濟和文化發展，以及爭取民族主權，結束殖民主義，保衛世界和平。1954年6月，周恩來訪印度時，尼赫魯向他介紹了亞非會議召開的情況。周恩來表示支持這個計劃。同年12月，尼赫魯和吳努分別訪華，毛澤東也表示支持，願意參加這個會議。

印、緬兩國誠意邀請中國參加，但其他發起國有不同程度的疑慮，擔心當時尚未承認新中國的菲律賓、泰國和阿拉伯國家會拒絕出席會議。五國總理在邀請中國參加的問題上發生爭論，尼赫魯指出，不邀請中國意味著立場的倒退，況且中國已參加了日內瓦國際會議。吳努表示，如果不邀請中國，緬甸可能不出席會議。如邀請台灣，緬甸將不做共同主辦國。最後，茂物會議達成協議決定向25個國家發出邀請。1955年2月10日中國收到邀請，即同意亞非會議的目的，為能夠和亞非國家達成這個目的而感到榮幸。

絕大多數國家支持這次會議，蘇聯也發表聲明支持。美國政府此時正力圖對亞非國家加強控制，擴展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行動。美國官方宣傳工具貶低亞非會議的意義，散播會議不可能成功的論調，還試圖以經濟援助拉攏和分化亞非國家，挑撥這些國家和中國的關係。由於各國情況複雜，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不同，在重大國際問題上也有分歧。有些國家奉行不結盟政策，主張和平共處，有一些國家則加入了美國操縱的條約組織，將共產主義視為威脅。此時和中國建交的只有6個國家，情況相當敏感。

中國代表團分析了形勢，4月4日，周恩來起草了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報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同意”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加強和亞非國家的外交關係”。中國決定向不了解社會主義的國家解釋中國的政策，爭取讓會議取得成功。中國代表團包租了印度國際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於4月11日飛離香港後中途爆炸墜毀，機上中國和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和隨機的11名中外記者全部遇難。事後查明為台灣特務為破壞亞非會議，以周恩來為目標的一起政治謀殺。由於周恩來正在訪問緬甸，未乘搭這一班機，避過一劫。

中國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新中國成立，周邊一些比較弱小的國家對中國抱有恐懼和疑慮心理。中國同周邊國家還存在諸如邊界和華僑國籍等一些懸而未決的歷史問題。這些國家還擔心害怕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國際政治勢力，對他們的影響。為消除這些國家的誤解，改善和發展同周邊新興民族獨立國家的關係，需要製訂適合於同這一類國家交往的新方針。在此背景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運而生。其內容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言簡意賅，成為中國國家對外政策，一直沿用至今。

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北京接見印度談判代表團時，首次系統地提出了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針對印度和西藏地方關係中存在的問題，希望雙方在這個基礎上妥善處理。1954年4月29日，中印雙方達成協議，簽署了協定及有關換文。1954年6月25日至29日，在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周恩來應邀旁問印度和緬甸，周恩來利用各種場合，闡述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說明世界各國不分大小強弱以及社會制度如何，可以和平共處，不能輸出革命，一個國家內的人民意志也不應容許外來的干涉。

印度總理尼赫魯提議雙方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周恩來表示同意，並請尼赫魯起草。經雙方磋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載入了聲明中。隨後訪問緬甸期間，同吳努簽署了《中緬兩國總理聯合聲明》，雙方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指導中緬的關係發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在日內瓦會議期間提出，因而格外引人注目，迅即引起重大國際反響。中央適時決定，不僅要改善同周邊國家的關係，也要改善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毛澤東指出：”現在，門要關死已不可能了”，”需要我們走出去”，爭取同英、法改善關係，建立外交。

日內瓦會議後，曾任英國首相的工黨領袖艾德禮、印度總理尼赫魯、緬匈總理吳努相繼訪華。毛澤東會見這些客人，多次談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指出五項原則應推廣到所有國家關係中去。”這也包括美國在內，希望美國也採取和平共處的政策”。1956年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後，中國政府於11月1日發表聲明，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更應建立和平共處的關係準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實行對等的約束和自我約束，具有法律和道義性。它具有恆久的生命力，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石。

中國促成印支停火

1954年4月26日，日內瓦會議開幕，共有19個國家參加，首先討論朝鮮和平與統一問題，歷時51天。中國代表團作了不懈努力，特別是周恩來所表現的協商精神與尋求和解的寬闊胸襟，給予會各國留下深刻印象。美國在會議中態度強硬，不打算解決問題，直至6月15日朝鮮問題討論結束仍未能達成任何協議。5月8日開始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正好是越南人民軍取得奠邊府大捷的第二天。參加會議的五大國和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六方討論了一個多月，仍未能對在北緯18度線或16度線劃界取得進展。越南還提出老、柬兩國問題應作為整個印支問題一併解決。法國不肯從老、柬撤軍。

面對棘手問題，周恩來認為要爭取緩和緊張局勢，需要建立一個國際統一戰線，聯合法國、英國、東南亞國家和印度支那成員國，達成和平來孤立美國，主要是孤立美國主戰派。中國徵得越方同意，中國代表團展開積極活動，主動和老、柬兩國政府代表接觸，使他們知道中國不僅支持越南的抗法和統一，也同樣支持柬、老兩國的獨立和統一。中國贊同他們奉行和平中立政策。6月16日，周恩來綜合了各方意見，提出解決老、柬問題新方案，主張從老、柬撤出包括越南志願人員在內的一切外國軍隊，用民主方法解決老撾、柬埔寨內部問題，為解決問題邁出了重要一步。

6月17日，法國主戰派政府倒台，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就任新總理和外長，即親自到日內瓦談判。中國代表團立即抓住這個時機，與各方磋商促進共識。19日與會國終於就停戰問題達成了一些協議。20日，日內瓦會議暫時休會，周恩來進行了緊張的穿梭外交。6月23日，周恩來專程到瑞土首都伯爾尼會晤孟德斯-弗朗斯，與他坦率交換了意見。最後，法國表示，只要印支實現停火，一定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越南民主共和國友好。7月3日至5日，周恩來飛回廣西柳州與越南領導人胡志明會談，介紹日內瓦談判情況和國際形勢，分析了戰與和兩種選擇的得失利弊。胡志明作了總結，決定做好兩手準備。

6日周恩來飛回北京，當晚向毛澤東和劉少奇匯報了日內瓦會議情況，毛澤東說，”在日內瓦，我們抓住了和平這個口號”，”我們要跟一切願意和平的人合作，來孤立那些好戰份子，就是孤立美國當局，主要還是那裡頭急於要打仗的那一派”。9日，周恩來返回日內瓦，途經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交換意見，12日抵日內瓦即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和越南外長范文同見面，商定恢復印支和平問題的一致意見，對個別問題讓步，以求達成協議。最後法、越雙方達成妥協，以17度線為界，為日內瓦會議取得了和平成果。

確定日內瓦會議和平方針

朝鮮戰爭結束，1954年4月，在瑞士召開了中、蘇、美、英法及其他有關國家外交部長參加的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會議。朝鮮戰爭雖然停下來，但1953年7月27日簽訂的停戰協定，雙方應召開高一級會議，協商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下，拖延會議舉行，原因在於美國不願從南韓撤軍。當朝鮮戰爭結束，印度支那人民在進行抗法戰爭。法國派兵入侵老撾、柬埔寨，對越南發動大規模進攻。1950年1月胡志明到中國要求幫助抗法，中國率先於18日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並與之建交。

隨後應越南要求提供軍事和物資援助並派遣軍事顧問團。1954年3月13日至5月7日，越南人民軍在中方的協助下發動在抗法戰爭中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奠邊府戰役，整個戰局朝著有利於越南的方向發展。為解決印度支那問題，蘇聯於1953年9月28日照會法、美、英三國政府，提議召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五大國外長會議。西方國家終於同意按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建議，就解決印支問題於1954年4月26日在日內瓦商討。當時，法國已難以承受戰爭的重負，試圖通過談判”光榮解決”，保存印支利益。

美國在會議上企圖通過推行遏制政策，說服法、英同它一起採取集體干涉行動，但英國沒有捲入印支戰爭，擔心一旦美國擴大印支戰爭會引發同中國新一輪對抗。此外英、法還擔心美國會乘機排擠它們在亞洲的殖民利益，取而代之。這使美、英、法三國在談判前仍未能協調好彼此的政策。美國由於擔心會損壞同英法的關係，被迫同意參加日內瓦會議。周恩來分析美、英、法之間的矛盾，也知道美意在製造僵局，知道在印支間題上和平解決有困難，但也是有可能的。於是他起草了談判的《初步意見》供中央討論。

3月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並批准周恩來的意見。3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多次召開會議審定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五個重要文件。4月上旬，周恩來飛莫斯科，出席有蘇聯、中國、朝鮮和越南四國領導人參加的日內瓦會議預備會議，磋商會議的方針、政策和談判方案，明確了爭取印支實現停戰的目標。4月20日，周恩來率團出席日內瓦會議。臨行前，周恩來對代表團成員說，我們登上國際舞台，有如唱梅蘭芳大戲，要有板有眼，要同蘇聯、朝鮮、越南代表團配合，要為新中國在保衛世界和平上打一場勝仗。

國防現代化開始

建國後，內外敵人對中國進行侵擾、包圍、封鎖，國民黨飛機天天從台灣飛來轟炸、騷擾，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嚴重干涉中國內政。美國攻打朝鮮，企圖從北方配合國民黨反攻大陸，結果給中國志願軍阻止在38線以外。最後美軍低頭簽下和約，中國志願軍撤回中國，美軍則一直佔據南韓直到現在。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全國軍事系統的高級幹部會議，商議國防現代化建設的方針和任務，以解除內外敵人的戰爭威脅。彭德懷代表中央軍委作了總結，確定在現有的基礎上，建立一支強大的現代化革命軍隊。

現代化軍隊的要求，決不是單純增加數量，在於提高部隊的質量。當時國家正進行工業化建設，百廢待興，資金有限，在不增加國家財政負擔的前提下，加強部隊的正規化訓練，培養足夠數量的有文化、科學知識和技術水平的軍事幹部。彭德懷提出，用五到十年時間逐步達到武器裝備現代化，軍事制度和軍事訓練正規化。為了適應現代化國防需要，國防工業的建設迫在眉睫。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主要從敵人手裡繳獲，品種繁雜，性能落後。1951年1月，兵工委員會集中力量負責兵工生產事業。

1952年8月，中央成立國防工業第二機械工業部，負責管理兵器、坦克、航空、電訊工業，開始國防工業的建設工作。1953年8月，中央審定了國防工業”一五”建設的計劃安排，完成飛機、坦克、艦艇的修理及部份製造，同時改建擴建航空、無線電、造船等大型骨幹工程44項，中型工程51項。在此基礎上，中央不失時機地於1955年把發展國防尖端技術提到國防現代化的議事日程上。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彭德懷、鄧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地質部長李四光及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等關於鈾礦資料和核科學技術情況的報告。

1955年7月4日，中央指定陳雲、聶榮臻、薄一波組成中央原子能事業領導小組開展工作。這項有遠見、有膽略的戰略決策，對中國科技和國防現代化建設具有深遠影響。朝鮮戰爭後，周邊國家出現相對穩定的態勢，但國家還是要提防敵人突然襲擊的戰爭威脅。1956年3月6-15日中央舉行擴大會議明確了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和安全，防止美國和國民黨的突然襲擊的國防戰略方針。中國的戰略就是積極防禦，擴大自己防禦的作戰能力，在政治上制止或推遲戰爭的爆發。積極防禦成為國家在正規化和現代化國防建設的主軸，為中國軍事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反，人民解放軍任務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由軍事戰奪取政權，變為保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保衛國家安全和領土主權的完整。人民軍隊開始了正規化、現代化的建設，中央計劃將總人數壓縮到400萬人。由於爆發朝鮮戰爭，這個計劃沒有完成。但到1952年10底，毛澤東批准精簡19個軍部，73個師，近200萬人，全軍總員減到420萬人。1955年底減為350萬人。人民解放軍從單一兵種向多兵種轉變。

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建軍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進到掌握現代技術的階段”，“要求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就紀律、統一的訓練”。他的訓示，明確了正規化和現代化的國防部隊的歷史任務。到195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發展成為一支兵種齊全的合成軍隊，除了陸軍，還建成了空軍、海軍、防空軍、公安軍，組建了炮兵、裝甲兵、工兵、鐵道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兵種的領導機關及其所屬部隊。在軍種建設上，空軍組建了航空兵師、機場場站、空降兵師、工程總隊等，後來又增加了高射炮兵、探照燈兵，雷達兵等；海軍建立了水面艦艇、潛艇、海軍陸戰隊等。

軍隊的建設內容變了，但軍隊的性質沒有變，人民解放軍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的人民軍隊。毛澤東在審批解放軍政治草案時，特別寫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一語。毛澤東的建軍思想，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中，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保衛國安全，維護社會穩定，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等方面發揮了堅強的柱石作用。1951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在南京成立。1952年5月，後勤學院在北京成立，1953年1月，總高級步兵學校在南京開學，9月軍事工程學院在哈爾濱成立。到1959年，全軍院校129所，學員3萬人。

1956年，軍隊基本確立了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針，發揚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的基礎上吸收蘇軍先進經驗。中國開始實行薪金制度、軍銜制度和對有功人員頒發勛章制度，確定數十萬以軍事工作為職業的軍官在軍隊中的地位和社會上的榮譽，以激發榮譽感和責任感。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時期的有功人員和國民黨起義有功人員，以及和平解放西藏人員分別援予了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1956年9月27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出席了授銜授典禮，10月1日全軍開始佩帶軍銜肩章、符號。人民解放軍的改制，對提高工作效率，推進軍隊正規化和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幹部審查和內部肅反運動

建國初期，全國按原來狀況全盤接收，好壞一起接下來。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展開，幹部隊伍迅速擴大，幹部成份較過去更複雜。有些領導思想麻痺，任用幹部只注重業務能力，忽視政治上的考察，使一些來歷不清，甚至極少數隱藏很深的反革命份子混於其中。1953年11月24日，中央作出《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從總體來說，絕大多數幹部是經過革命考驗的，但由於五年計劃開始，為了使工作順利開展，必須清楚每個幹部的政治面目，清除混入黨政機關的反革命和蛻化墮落份子，以純潔和培養新一代幹部。

審查的部驟先黨內，後黨外，先領導骨幹，後一般幹部。這樣使首腦機關、要害部門得到解決，以減少偏差，避免發生混亂。1954年下半年，各級政府抽調政治上可靠，作風正派的幹部做審幹工作，並經培訓，掌握審幹方針、政策和必要的知識，對掌握的材料有計劃和有序地進行審查，防止逼、供、信和主觀臆斷，讓長期弄不清的問題在這次搞清。1955年7月中央展開了肅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的工作。8月1日，進一步清除黨政內部的反革命份子。對於歷史上曾有問題，但經審查有結論，並經考驗並非政治上問題的幹部，讓他們解除思想顧慮，用心工作。

為了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審幹工作必須進行，收到了純潔黨政機關和團體的成效，使各級機關了解幹部情況，為有計劃培養幹部，使用幹部創造了條件。但在整個運動中，由於採用鬥爭的方式出現了不少偏差。中央為糾正偏差，提出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政策為準繩”和”既嚴肅又慎重的原則，實行”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份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的方針。中央要求每個案件都要深入分析，取得可靠人證物證，防止草率結案。1955年下半年各地組織政治形勢教育，促使嫌犯主動坦白，使肅反工作須利進行。

中於肅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工作相當複雜，到1957年底才基本結束。在肅反運動中，在國家機關、人民團體、共產黨內、各民主黨派內部，清查出反革命份子8.1萬人，其中現行反命份革子3800多人。全國各類機關中歷史上曾與反革命份子有牽連，經過肅反弄清了問題，洗刷了污點，分別作出了結論。這樣既擴大了人民內部團結，又堵塞反革命份子利用這些弱點繼續控制這些人搞破壞的漏洞。對於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清，鬥爭面過寬，處理過重等偏差，中央要求對錯鬥、錯捕、錯判的人做好甄別和平反工作。總的來說，這次運動給全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成為中國建國以來的一個傷痛。

增強內部團結的決議

1954年2月，毛澤東提議在北京召開七屆四中全會，由劉少奇主持會議並作了報告，貫徹毛澤東對高崗、饒漱石採取”治病救人、等待覺悟”的方針。會議不點名批評高崗、饒漱石的非組織活動，向高級幹部強調維護中央統一領導的重要性，不要有損害中央的威信和破壞團結的行動。中央要求各級幹部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不要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作獨立王國，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過於強調個人的作用，要反對驕傲情緒和個人崇拜。有意見應向中央政治局或主席反映，不要避開組織鬧不團結。

七屆四中全會後，中央書記處委托周恩來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繼續揭發他們陰謀活動的事實，同時希望他們醒悟。但高崗在事實面前拒不認錯，饒漱石也未認真檢查錯誤。七屆四中全會後，全國傳達討論高崗問題，對妨礙團結的有害思想和錯誤傾向進行了分析批判，提出了增強團結，糾正缺點和錯誤的具體措施。各地決定嚴格按集體領導制工作，充份發揚民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持自下而上的監督和檢查，對驕傲自滿，違背集體領導現象進行糾正。

1955年3月，在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代表中央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總結了高崗饒漱石搞分裂活動的教訓，要求每一個黨員及高級幹部都要接受有系統的監督，切實健全制度，加強中央對全國各地方和上級對下級的巡視檢查。國家迅速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防止高這崗一類嚴重危害國家利益的事件重複發生。會議通過決議，將高崗和饒漱石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會議還決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代替紀律檢查委員會，加強對高級幹部的監督。

通過這些措施，管控各種違法亂紀現象，特別防止類似高崗事件重複發生。會議選出董必武為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原有的中央及地方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撤銷。4月的中央七屆五中全會批准了各項通過的決議和選出中央監察委員會人選，補選了林彪、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通過這次反高崗、饒漱石搞分裂活動，國家確立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從政治和思想上教育了全體高級幹部，對加強團結，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艱巨歷史任務起了好的效果。防止分裂，搞好團結，必須採取有效措施。

中央反內部分裂活動

在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後，發生了高崗、饒漱石搞分裂活動的重大事件。當時國家建設需要人手，中央決定從各中央局抽調書記到北京加強中央工作。1952年底和1953年初，高崗、饒漱石先後從東北、華東黨政最高負責人上調中央工作。高崗任新組建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這時中央和毛澤東在考慮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問題，怎樣把對資本的利用和限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政策銜接的問題。正因為這種轉變，1952年中財委修正後的新稅制不利於這種轉變，引發了始料不及的問題。

1953年6月中旬全國財經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於過渡期總路線的問題，會議對新稅制背離總路線進行了批評。為此，毛澤東為了統一中央高級幹部的思想，指示舉行財經領導會議。高崗利用中央對財經工作的批評，讓負主要責任的薄一波在會上作檢討，並把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上綱為”兩條路線的鬥爭”，把矛頭暗指劉少奇、周恩來。在高崗的干擾下，會議批薄調門居高不下。毛澤東建議周恩來請在外地的陳雲和鄧小平兩位副總理回京參加會議。陳雲在會議中批評了新稅制的錯誤，但錯誤不是中財委有兩條路線問題。

鄧小平贊成大家對薄一波的批評，但不同意把工作中的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陳雲和鄧小平的發言都緊扣不能隨意上綱到”路線鬥爭”這一關鍵問題。他們講得既有分寸，又很公道，令人信服，起到了對過火批評的降溫作用，使會議氣氛轉入正常，讓高崗”批薄射劉”、”批薄射周”的意圖未能得逞。8月11日，周恩來總結了經濟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對稅收、財政、商業、銀行工作中出現的錯誤，要實事求是，全面地以歷史觀點分析，準確把握錯誤性質，不要上綱上線地指責，破壞團結，對國家工作造成重大損害。

高崗此時到華東、中南地區在高級幹部中進行挑撥，說槍桿子出黨，黨由軍隊創造出來，想借此拉攏軍隊幹部，還說國家領導權在”給在白區的黨”的人掌控了，需要徹底改組。高崗反劉少奇和周恩來活動期間，饒漱石到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誇大中央組織部的缺點，批評主持工作的安子文，意在攻擊分管組織工作的劉少奇。此時中央在考慮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問題，高崗遊說陳雲、鄧小平”拱倒”劉少奇，卻給他們頂了回去，並向毛澤東反映。隨後毛澤東派陳雲代表中央到高崗遊說過的上海、抗州、武漢、廣州等地向有關負責人打招呼，消除高崗鬧分裂的陰謀，解除了內部分裂的危機。

中國掀起了一場批判唯心主義的論戰

1954至1955年，文藝界掀起了一場對資產階唯心主義的批判。這個批判，最初因俞平伯將他於1923年出版的《紅樓夢辨》略加修改後於1952年9月重新出版叫《叫紅樓夢研究》引起。1954年9、10月間被兩位青年在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和《光明日報》批評，指俞平伯否定《紅樓夢》的反封建傾向，基本觀點和方法也是”反現實主義的唯心論”。江青要求《人民日報》轉載，經中宣部和人民日報社負責人研究，認為學術爭論的文章不適宜在報上刊載，商定由中國文聯主辦的《文藝報》轉載，希望引起討論。

對於學術領域不同意見的爭論，毛澤東極為重視。他認為《人民日報》不予轉載，是對批評的”攔阻”。同時他就此事給中央政治局、中宣部、國務院及有關部委負責人寫信指出，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是30多年以來對《紅樓夢》研究的權威錯誤的觀點一次認真的開火，是掃清胡適派的唯心論影響的鬥爭。毛澤東的尖銳批評，引起文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胡適是五四運動以後思想文化領域的資產階級最有影響力的一位，要樹立馬克思主義，必須對唯心主義進行批判，肅清胡適在哲學、政治和歷史學方面的影響。

思想和學術問題是屬於精神世界很複雜的問題，採取批判運動辦法來解決，勢必流於片面和簡單化，使思想、學術上的觀點不能平等地進行討論，弄清是非。結果，《紅樓夢》的批判演變成一場政治批判，存在”全盤否定”，把學術問題的討論變成政治鬥爭工具，帶來了消極後果。由於胡風在運動中，搞宗派小集團活動，企圖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改造社會，抵制按社會主義改造社會面貌，使運動變得更尖銳、複雜。後來在全國展開的反胡風文藝思想演變成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造成群眾運動出現了一些冤假錯案。

對學術批評和討論，應當是說理的，實事求是的。採取簡單粗暴的態度，以行政命令妨礙自由討論是不恰當的。中央指出，應當容許被批評者進行反批評，而不是壓制這種批評。應當容許持不同意見者保留意見，而不是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應當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份子和學術思想上犯錯誤的人。這些要求和原則，又映了政府在學術和文化領域的規律性認識的有益探索。實踐證明，充份說理，以理服人的民主方式，引導作家和文藝工作者，通過自身的思想和藝術實踐，自覺地糾正某些不良的思想傾向，自願地為社會主義和國家服務，對國家的發展才最有利。

發展科學衛生教育事業

中國貧窮落後，只有少數人可以有接受教育的機會。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推進，科學和教育的作用愈顯重要。1953年9月和11月，中國科學院先後訪蘇，就科學院的工作和今後任務向中央提交報告。指出，中國科學基礎和力量比較薄弱，必須在加強團結和培養新生力量方面切實下功夫；在貫徹理論聯係實際方針上，切戒急於求成和片面強調聯係實際的傾向。提出，要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科學工作經驗，以支援國家建設。中共中央於1954年3月批准了科學院的報告，並作了批示，闡明科學工作的國家戰略地位。

中國要建成生產高度發達、文化高度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定要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以促進生產技術不斷進步。中國科學家必須積累研究經驗，加強培養，急起直追。國家要給科學家以關心，提供條件，落實知識份子政策，發揚他們研究科學的積極性，不要傷害他們的自尊心。中央要求科學研究部門在青年科學工作人員和老科學家中積極慎重地發展黨員，改變黨組織科學人才短缺的狀況。根據中央批示的精神，中國科學院和有關部採取相應的措施貫徹執行。科學院也改變為國務院領導下的國家最高學術機關。

經過積極籌備工作，國務院批准中科院聘任233位學部委員，分別建立四個學部，即數理化學部、生物學地學部、技術科學部、哲學社會科學部。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舉行學部成立大會，為全面發展科學事業制定長遠規劃奠定了基礎。到1955年底，全國科技人員已達40萬餘人，專業的科研機構超過800個。這支科研隊伍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建設，對消化、吸收從蘇聯引進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國家首先注重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以及與此有關的地質和建築人才方面的供應，並發展綜合性大學 對政法、財經、社會科學、哲學、文史進行改造，提高質量，培養科技人才。

周恩來親自指導北京”八大學院”的成立，並把過於集中在沿海的高校部份遷移到內陸省份，使教育工作有了很大發展。到1956年全國高等學校發展到227所，大學生由1952年的19.1萬人增加到40.3萬人。普通教育由1952年的314.5萬人增加到600.9萬人；小學生由5110萬人增加到6346.6萬人；成人教育、職工和工農群眾業餘文化教育都有了大發展。在醫藥衛生方面，城鄉建立起醫療網，全國衛生機構總數由38987個增加到107305個，療養院、所由270個增加到799個，防疫站由147個發展到1464個。各類醫療機構都成倍或幾倍地增長。建國後，國家大力建設，為中華民族做出衛大的貢獻。

國家對文化藝術的領導

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向社會主義制度轉變，文化藝術工作要作相應調整，以適應社會變遷的需要。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全國文聯在北京召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動員大家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藝創作和批評的基本準則。在五四運動時，就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一個時期。會議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但不束縛作家選擇題材、表現形式和個人風格上的完全自由，而且正是保證這種自由，充份發揮作家的創造性。毛澤東還為戲曲的創作提出了”百花齊放”的原則，讓文藝逢勃發展。

會議提出中央應更多地依靠作家、藝術家，由文化團體自行組織創作，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動用社會輿論來推動和指導創作。會議肯定了對1951年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但也對批判中存在的偏差，把對某些作品中的缺點批評未能很好地和反人民作品區分開來進行了總結。指出把作家認識不足，或表現技巧不夠好，一律採取揭露和打擊，會導致人們對批評的反感，應加以改正。會議要求批評家對作家要愛護，既要嚴肅批評，也要熱情鼓勵，關心他們的創作技巧的成長。這些政策原則的總結，使文代會在文藝創作規律的正確認識上有了成果。

文化藝術工作者認為，要積極發展人民所需要的文學藝術創作，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廣大人民，鼓舞群眾努力參加國家經濟建設，逐步滿足群眾對文化藝術的需求。1954年1月8日中央指出，人民群對文化要求不斷增長，文學藝術要認真加強領導，對人民需要的文學藝術和電影進行創作，同時民間原有的各種藝術和文化娛樂形式應加以發掘、利用、改革和發展。中央要求各級宣傳部和政府文化部門，應抓緊文藝創作的領導，把作家引導到為工農兵服務上來，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進行創作，深入生活，加強實踐。

中央同時也指出領導創作，必須克服簡單粗暴的行政命令，應耐心地給以必要的具體幫忙和指導，讓他們獲得成就。領導文化藝術工作，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下，要使國家化藝術事業獲得更好發展。在幾年的工作中，新的文化藝術基本上代替了舊的、腐杇的、落後的文化藝術。新的電影如《上甘嶺》、《李時珍》，小說《鐵道游擊隊》，報喜文學集《志願軍一日》，話劇《考驗》等給人民帶來了新的氣象。總的來說，國家的文化藝術事業的初步繁榮，豐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鼓舞了建設新中國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