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突破外貿工作

1972年前後，周恩來頂著江青團伙”崇洋媚外”、”爬行主義”等極左言論壓力干擾，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在中蘇交惡的60年代，毛澤東考慮擴大同資本主義國家來往，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甚至提出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當時由於國際形勢持續緊張，文革處於高峰，這個設想未能實現。文革時，極左思潮蔓延，進出口工作被說成”崇洋媚外”，出口產品質量差劣，進口銳減，外貿急劇萎縮。1972年，在周恩來領導批左中，外貿工作出現了轉機。中國返回聯合國，與西方一些國家建交，削弱敵對國家的長期封鎖，為外貿交流創造了條件。

早在1970年，國內形勢稍有穩定，周思來就展開恢復對外貿易工作。他說，讓外國商人來華做生意，他們賺了錢，我們國家強起來也得到好處。70年代初，毛澤東打開中美關係，也包括開拓對外經濟關係。他從打乒乓球取得突破，開展兩國貿易關係。周恩來和李先念、余秋里以及相繼恢復工作的陳雲、鄧小平一起頂住極左勢力的壓力，決定抓住西方經濟危機中急於出口的有利時機，根據國內需要，引進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全部引進約需四億美元，報經毛澤東批准。後來又經毛澤東批准引進了六億美元，成套化工設備及1.7米大型鋼板軋機，還定下未來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設備的計劃。

這次的大規模引進，在特定的文革背景下與西方國家的大規模經濟交流，是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取得的成果。此後又陸續追加一些項目，共建了26個大型項目，進口總額達到214億元，到1982年這些項目全部投產。這次大規模的引進，為70年中期工業化奠定了基礎，促進了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周恩來在外貿、金融、開展經濟和技術交流都打下基礎，還從美國引進彩色顯像管成套生產設備。在周思來支持下，利用外匯貸款購買新舊船舶，組建遠洋船隊，購買三叉戟飛機，增強民航運輸能力，還組團出國考察。

在利用外資的重大決策中，陳雲協助周恩來做了大量研究利用資本主義危機及其規律工作，打開和西方打交道的缺口。陳雲說，不研究資本主義要吃虧，要求人民銀行恢復外貿金融研究機構，搜集資料，劃清界線，利用好西方的信貸。在周恩來和陳雲的支持下，利用和借鑒外國現代金融和管理手段，利用好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完成了國家購買任務，為國家賺取了外匯。同外國人做生意，熟悉人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掌握市場動態，做到心中有數，按供求和價值法則同資本家做生意。周恩來強調學外國的長處，組織一些科學家出國考察，堅信中國必能學到外國的長處，為社會主義所用。

文革中整頓國民經濟

1970年，國民經濟剛開始恢復，企業裡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使紀律廢馳，管浬混亂、設備失修，知識份子受歧視，各級領導對抓生產顧慮重重。周恩來技巧地領導了一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落實經濟和幹部政策。周恩來從1969底到1971年初，主持和召開國務院各專業會議，在不同程度上批判文革初期出現的極左行為，提出了近期和中期生產和工作規劃，揭開了1972年整頓的序幕。這期間專業會議之多，為新中國建設史上所少見。林彪事件後，周恩來整頓混亂的企業，批判無政府主義，把產品質量放到第一位。

國務院明確規定，要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考勤、技術規程、質量檢驗、設備維修、安全生產、經濟核算等七項制度。張春橋對糾正極左思潮和”空頭政治”極為反對，挑動反對派阻止通過抓品質、減低材料和燃料消耗、成本核算等措施通過，指”文件長了，不好發”。但是會議的精神受到廣大幹部和有正確認識的群眾支持，由與會代表廣為傳播，對恢復生產起了推動作用。周恩來從質量入手，對極左思潮進行批判，指援外飛機和汽車，出口罐頭和照相機等廣交會展品的質量問題對國家和人民無法交待，必須糾正。

1972年10月至11月，周恩來指示國務院有關部門召開加強經濟核算、扭轉企業虧損的會議，提出要切實地管好企業，允許國營企業在完成指標後，從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獎勵基金用於職工福利和先進生產者。周恩來批准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提交給1973年一月的全國會議討論，搞好綜合平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堅持按勞分配原則，計時工資加獎勵，可實行計件工資等等。與此同時，金融體系也進行了富有成效的調整，肯定建國20多年的銀行職能作用，對農村金融工作、信貸、外匯、現金和工資基金管理都進行了整頓，健全了銀行機構和人員建設的問題。

周恩來從1972年至1973年間，採取果斷措施，整頓糧食統銷工作，調整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強調統一計劃和遵守紀律，同時也批評農村經濟工作中的極左思潮。他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保護和發展農業生產力，反對平均主義和分光吃光做法，強調公共積累。1972年間，根據周恩來《指示》的精神，《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系列批評極左思潮在農業方面的表現，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終於1973年，在勞動管理、自留地、分配制度上都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改變，使冒進造成的危害得到緩解。1973年成為文革那幾年國民經濟最好的一年，財政收入達到809.7億元，實現收支平衡。

毛澤東、周恩來批極左和落實幹部政策

林彪事件使越來越多的幹部和群眾對文革產生懷疑，引發人們思考，對批判極左行為提供有有利條件。毛澤東雖然不能從整體上認識文革錯誤，但他受到很大震動，引發他重新思考，放棄幾年前讚揚和肯定文革的態度，加深對極左危害性的認識，認為在必要的範圍內糾正錯誤，調整政策。1971年10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批評林彪的形式主義。11月20日，他在又一次的談話中說到林彪警衛工作因林彪事件感到臉上無光，說中央何嘗不是一樣。在1972年6月接見外賓時說，這些人火燒英國代辦，”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其後台就是林彪。

毛澤東的這些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文革前期一些做法的反省和悔悟，並轉向務實。這個變化是初步但也是明顯的。毛澤東的變化，對抵制文革錯誤提供了可能，使與江青等人的鬥爭中一度處於有利地位。文革開始後，周恩來一直在可能範圍內抑制極左思潮泛濫，在奪權高潮中，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指示，對不可一世的王力、關鋒、戚本禹採取斷然措施，遏制極左勢力。在批陳整風運動上批判極左思潮。周恩來在一系列專業會議上，嚴肅批評一些部門極左行為。周恩來要求掌握政策的指示，得到人們的擁護。

周恩來領導批判極左思潮，是在毛澤東支持下，落實幹部政策，推倒加在許多幹部頭上的誣陷不實之詞，把他們解放出來，恢復原有待遇，以至安排一定的工作。1968年下半年以後，因受到林彪、江青等人阻撓，政策落實舉步維艱。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改變了對一大批老同志的看法，直接過問高級幹部的落實政策工作。對曾經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採取了肯定的態度，指陳毅、葉劍英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和他們吵，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我們搞不清楚。這些話實際上是為”二月逆流”平反，毛澤東叫周恩來和葉劍英向病中的陳毅同志傳達一下。葉劍英趕到醫院傳達幾小時後，陳毅逝世。

毛澤東抱病臨時決定參加陳毅追悼會，對陳毅夫人張茜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他為中國革命立下大功”。這個消息給受到衝擊的老幹部帶來了解脫的希望，紛紛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來信上作了批示，此前也批示讓陳雲等恢復工作。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談話中表示要對一些領導同志的冤案承擔責任，提出給賀龍、”楊、余、傅”和羅瑞卿平反，承認自己聽了林彪一面之詞。在毛澤東支持下，周恩來把握機會，指示對一些老同志解除監禁，推動全國落實政策，讓全國各地工程技術人員回到專業技術崗位，給96%以上的人恢復工作。

“批林整風”運動

九一三林彪事件後一段時間裡，國內很多人都不明原因，議論紛紛。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央陸續揭發林彪集團一系列陰謀活動的重要文件，逐層傳達，群眾對事件本身的猜測逐漸平息，但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議論明顯增多。1971年9月29日，中央宣佈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離職審查。9至10月間，李富春召集中央老領導陳毅、聶榮臻等舉行九次座談會，譴責林彪的武裝政變罪行。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專案組，審查林彪、陳伯達的問題。中央慎重、妥善地對捲入的人和單位進行審理、清查，並對空軍、海軍、總參謀部、總後勤部等單位領導班子進行了適當的調整。

在揭發、清查過程，一些原造反派組織的少數人趁機混水摸魚，拉山頭，一些領導幹部又受到批判和衝擊。軍隊和地方幹部之間矛盾加劇，工廠停產，一些地區又一度出現混亂。1971年11月至1973年上半年，中央在各地召開工會議，統一幹部認識，調整班子，穩定了局勢。按照毛澤東的佈置，全國範圍內開始了批林整風運動。林彪事件對中共和全國的震撼是巨大的，動搖了人們對”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理論的看法。由於林彪集團是以極左面目出現，自然批判也集中在批極左思潮，客觀上有助糾正文革極左錯誤。

在毛澤東支持下，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比較系統地糾正極左思潮，落實幹部政策，恢復正常秩序，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毛澤東在承認並糾正文革某些錯誤的同時，卻仍然堅持文革錯誤的指導思想，特別對極左思潮的江青等人仍然受到信任和重用。這使糾正極左思潮的努力無法進行到底，而使局勢有出現大反復的可能。廣大幹部群眾對林彪陰謀活動十分憤慨，但感到要批深批透不容易，怕出錯，等待上級表態，大家都採取回避態度。由於歷次運動都有擴大化現象，這次也出現了互相指責，無限上綱的情況。

當時由於有各種文件限制的範圍，不能觸及文革錯誤理論的前提下，批林只能是一些不得要領的形式主義，整風運動難以深入下去。毛澤東在1972年5至6月會議中公報了林彪借他的語錄整人的事實，但都無法解決批林如何深入的問題。批判林彪煽動極左思潮的罪行，是為了克服極左思潮的干擾。在周恩來的領導和支持下，真正反映群眾意願的整風運動，突破了原定的框架。毛澤東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對否定文革不能容忍。江青集團趁機發動反擊右傾回潮風，周思來落實政策的努力被迫中斷。

林彪集團的覆滅

在批陳整風之際，林彪集團意識到情況不妙，加快準備政變的步伐。林彪之子林立果起了惡劣的作用。早在1967年4月，林彪通過吳法憲把林立果安排到空軍，任空軍司令部黨委辦公室秘書。1969年根據林彪要求，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吳法憲吹捧林立果是”一顆政治衛星”，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在林彪精心培植下，林立果既沒有在基層鍛練過，沒有空戰實踐經驗的25歲青年，成了空軍的“太上皇”。林立果打著林彪的旗號，依仗吳法憲的支持，插手空軍的一切工作。

在林彪的支持下，1969年10月，吳法憲批准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以他為首，有周宇馳、劉沛豐、于新野等組成的調研小組。這個小組成為日後進行陰謀活動的骨幹力量。1970年，這個小組改名為”聯合艦隊”，經常到各地搜羅骨幹，培植親信，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設立秘密據點，私藏槍枝、彈葯、電台、竊聽黨和國家機密。1971年3月，他們看到林彪權力可能會被削弱，商定了實施篡權計劃，作好”武裝起義”的準備，妄圖通過謀害毛澤東”奪取全國政權”。據此，于新野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策劃武裝政變。

1971年8、9月間，毛澤東到一些省市視察，和軍政負責人進行多次重要談話，表明”批陳整風”沒有觸動林彪等人不能解決問題，希望各地黨政軍負責人了解中央內部的嚴重分歧，防止因不了解底細而繼續跟林彪走。毛澤東說，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並說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在談話中，毛澤東批評林彪讓自己的妻子做了自己辦公室的主任，批評了對林立果的狂熱吹捧，表明他已不再信任林彪。林彪等人通過各種渠道了解談話內容，於9月8日下達在上海蘇州鐵路上謀害毛澤東計劃。

葉群向林彪報告，叫林立果行動，同時準備攻打江青、張春橋等人住的釣魚台，到上海捉王洪文。與此同時，為另立中央或叛逃做好準備。毛澤東了解到林立果的異動，提高了警覺，9月10日到了上海沒有下車，接見了當地負責人，11日即一路不停全速北返。林立果在謀害毛澤東計劃落空後，驚恐萬狀，12日晚與林彪、葉群決定實施南逃計劃。當晚10點30分，周恩來接到報告，他雖不了解整個情況，立即下令徹查自調飛機到山海關的原因，並命令其立即飛回北京。林彪等知道南逃計劃失敗，9月13日強行北逃叛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墜毀，機上人員全部身亡。林彪事件引起全國人民思考和反醒。一個提倡個人崇拜，把毛澤東捧上天的人為了權力挺而走險，實在始料不及。文革的理論和實踐破產，使毛澤東陷入極大的痛苦之中，也使中央冷靜地思考文革的問題。

批陳整風運動

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評陳伯達等”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提出不要上不懂馬克思人的當。為了穩住林彪，毛澤東特地寫上”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樣的話。九屆二中全會開始批判陳伯達，吳法憲也受到批評。在慌亂中，這些人私下活動，商討統一口徑的策略。全會議程回到原定議程後，批准了國務院1970度國民經濟計劃報告和加強戰備工作的報告。毛澤東稱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中央宣佈了對陳伯達進行審查的決定。

從表面看，這次會議是對設不設國家主席的辯論，其實是由陳伯達、吳法憲出面與張春橋等展開的鬥爭。林彪和江青兩個集團在文革中積累了不少矛盾，轉化為毛澤東領導的反對林彪集團的陰謀和分裂活動。毛澤東高度警惕，採取了一系列制約林彪集團的措施。林彪集團勢力被削弱，江青勢力逐漸上升，野心也”迅速膨脹”。林彪兒子林立果對他的心腹說，”看來這個鬥爭還長”，”我們要抓軍隊，準備幹”。由於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鬥爭，國民經濟計劃和戰備決議都只是草草通過。毛澤東提議大家學些哲學。

1970年11月16日，中央發出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揭露他假馬克思野心家的面目。”批陳整風”運動因而從上而下的開始了。陳伯達在文革中直接參與誣陷黨和國家一大批領導人，製造大量煽動極左思潮的輿論和迫害幹部的冤案，引發矛盾和衝突。根據毛澤東的一個指示，在繼續批判陳伯達的同時，還批判北京軍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1971年1月，中央宣佈改組北京軍區，任命李德生為司令員，謝富治為第一政委，還派人參加中央軍委辦事處，打破黃永勝把持的局面。毛澤東把這措施稱為”摻沙子”。

林彪集團權力被削弱，毛澤東說，實際上是通過部隊整風，對一些不正常的地方進行調整，叫”甩石頭”。吳法憲等人受到批判既恐慌又不滿，作檢討時避重就輕，隱瞞事實。毛澤東指”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1971年1月9日至2月14日，中央軍委召開有165人的座談會，議程是”批陳整風，但黃永勝等心存抵觸，不深入揭發陳伯達，毛澤東則抓住不放。他不滿衝突中負主要責任的林彪既不檢討，也不表態，甚至不露面的消極態度。在削弱林彪集團權力的同時，江青勢力得到擴張，掌控了傳媒，由康生任宣傳組組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任組員。

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矛盾激化

在文革”鬥、批、改”運動中，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林彪妄圖篡奪國家最高權力事件。陰謀破產後，林彪等人乘機外逃，結果機毀人亡。在文革當中，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依靠動亂和鼓吹極左思潮，攫取了國家和黨的大部份權力。九大後，毛澤東希望通過”大亂”達到”大治”，而全國人心思治，中央採取了相應措施。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則想獲取更大權力。此時，江青和林彪在權力分配上矛盾日益尖銳。1967年林彪借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打倒了羅瑞卿，把黃永勝、李作鵬、丘合作保下來，掌握了全軍的運動。1968年3月改組和成立了以黃永勝為組長、吳法憲、葉群、李作鵬等組成的中央軍委辦事處。

原本林彪和江青並無多少來往，在文革中則走到一起，誣陷政軍一大批領導幹部，使他們越來越緊密勾結在一起。1966年8月14日，林彪、葉群炮製的誣陷劉少奇材料送江青往上報。9月8日，林彪誣陷賀龍”搞顛覆活動”，江青馬上響應，聲言”賀龍是壞人”。11月，林彪未經軍委討論以軍委名義下令聘江青為”全軍文化工作顧問”。在整理劉少奇黑材料中稱江青是傑出的黨內女同志，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1968年10月，在討論九大黨章會上，堅持要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在文革中他們互相勾結和支持，沒有林彪的支持，江青不可能有那麼大的能量。但野心家的勾結，為利益始終不會長久。

1969年9月，林彪擔心張春橋有可能成為”接班人”，張春橋則擔心手上沒有軍隊。隨著九屆二中全會臨近，兩個集團的矛盾表面化起來。1970年2月，中央政治局討論修改憲法問題，要設立國家主席一職，提議毛澤東擔任，毛澤東在外地獲悉後表示不設國家主席一章，說”我不當國家主席。周恩來主持會議，傳達了這一意見。會上存在兩種不同意見。毛澤東知道後，重申立場，給林彪寫了一封短信申明自己的意見。但林彪堅持己見，在自己的小圈子裡散播設國家主席的主張。林彪讓黃永勝要吳法憲等人在憲法修改會議上寫上國家主席一章，說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列主義。

8月14日晚，吳法憲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並與康生發生了爭執。8月兩次會議圍繞”三個副詞”問題使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矛盾激化。8月23日，事先未曾表示要在會上發言的林彪突然要首先發言，說”毛主席是偉大領袖、無產階級專政元首、最高統帥”，進一步強調說”毛主席是天才”。林彪集團口徑一致，迷惑不明真相的與會者支持他的論點。 這些活動打亂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原定的議程，毛澤東說，誰堅持，誰當國家主席。會議決定立即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收回第六號簡報。

三線建設和”五小”企業發展

三線建設是中央和毛澤東在60年代中期作出的戰略決策。三線建設於1964年開始，1966年大規模展開，隨後在文革中受到衝擊，處於停頓和半停頓狀態。1969年後，國內形勢趨於穩定，當時嚴峻的備戰局面，促成三線建設大規模、高速度地進行。1969年2、3月間要求大力加強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大小三線建設。”四五”計劃以”備戰、備荒為人民”、”要準備打仗”，集中力量建設戰略後方。1970年安排的大中型項目，三線地區佔60%左右。全年基本投資總額中，三線佔55.3%，1971年達55%以上。這三年是1949年至1985年36年間，國防工業完成基本建設投資比重最高的三年。

1969年3月，連接中南、西南地區的鐵路幹線動工興建；9月，第二汽車製造廠在湖北大規模施工；11月，由河南至湖北的焦枝鐵路動工興建。1970年5月，湖北枝城到廣西柳州鐵路動工，7月，縱貫西南地區的大動脈成昆鐵路通車。1972年4月，甘肅鋁加工廠建成投產，11月株洲至貴陽的湘黔鐵路通車。至1975年，三線地區共投資1269.67億元。三線地區的11個省，工業總產值提高到25%，全國1500家大型企業中，三線地區佔了40%以上。參加三線建設的工人、幹部、科技人員、解放軍和民工發揚不怕苦精神，在異常困難的環境中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工業系統，成為中國經濟建設史上的壯舉。

文革中，受極左思潮的干擾，農業生產兩年處於下降和停滯局面，報刊上連篇累牘批判“三自一包”、”工分掛帥”、”物質刺激”，全國農村必須學大寨，要”窮過渡”，對農業生產產生了消極響。1969年後，在國務院直接領導下，推出一些重要的農業政策。1970年，國務院在大寨和北京召開農業會議，雖然仍以”農業學大寨”為號召，但實際上對當時大寨流行的極左做法有所限制，允許生產隊因地制宜種植，反對平均主義和極左思潮。1970年全國農業生產取得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地方”五小”企業取得引人注目的發展。

從1970年開始的五年中，中央財政安排了80億元專項資金扶持地方”五小”工業，並制定一系列優惠政策，發展各地中小鋼鐵廠，形成服務農業的小而全工業體系。上海等各大工業城市為全國地方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設備，促進了”五小” 工業的迅速發展。1970年全國有300個縣市興建了小鋼鐵廠，90%的縣建立了農機修廠、拖拉機廠和機具製造廠。”五小”工業對地方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使工業結構發生了變化。不少社隊企業將利潤所得投入農業，支持了農業的發展。”五小”還培養了一大批生產經營人才，為80年代後鄉鎮企業的崛起打下了基礎。雖然”五小”也有缺點，但好處還是不少的。

“四五”計劃制定和”三個突破”

自1969年開始，由於形勢相對穩定，社會生產比較正常進行。經過幾年的動亂，廣大民眾希望結束紛爭，發展生產。1969年全國掀起的戰備高潮，以戰備為主任務的建設得到迅速恢復和擴大。根據周恩來指示，中斷兩年的全國計劃會議以座談會形式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加強國防工業、基礎工業和內地工業的建設。中央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整頓生產秩序，真接派出軍隊參與接管，嚴令限期完成一批被停頓的工程迅速重新上馬。1969年，全國工農業生產出現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扭轉了文革造成的滯後局面。

1970年2月15日召開全國會議，擬定國民經濟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把對付外敵大規模入侵當作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強調集中力量建設三線戰略後方。工廠佈局要求”靠山、分散、隱蔽”。每個大協作區都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建設冶金、國防、機械、燃料、動力、化學等工業，建設比較強大的農業、輕工業和比較發達的交通運輸業。”四五”期間，除少量受資源限制的產品，盡可能做到自給自足。由於急於求成，依然存在冒進傾向，忽視經濟效益和人民生活，嚴重脫離了當時的實際。雖然這些計劃難以避免出現的缺陷，畢竟結束了文革的無序和無政府狀態。由於國務院有力的措施使建設有所進展。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一大批領導幹部及廣大群眾對動亂的抵制與抗爭，減少了文革對經濟造成的破壞。但這種增長帶有恢復性質，大家對實際情況缺乏清醒認識，認定是”抓革命，促生產”出現的”新躍進”，促使一些人產生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和高速度的追求。”四五”計劃期間的不切實際指標，不惜代價建設強大戰略後方，發展小而全的經濟體系。各地區、各部門層層加碼，冒進之風又起。各種”會戰”層出不窮，互相攀比，爭相鋪攤子，國家基建計劃一再被突破。在這種氣氛下，盲目上項目帶來許多嚴重後果，導致佈局分散，管理混亂。基本建設投資過多，擠了農業、輕工業，給經濟發展留下隱患。

國民經濟出現了”三個突破”的嚴重局面，使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糧食銷售量突破800億斤，大大超出預定計劃。隨之而來出現了貨幣發行量的突破。周恩來尖銳地指出：”票子發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線。三個突破不如這個突破”。1972年為解決糧食困難，除進口外，還挖了國家糧食庫存。與此同時，全國出現了一場向地方盲目下放權力為中心的經濟體制大變動，各部直屬企業下放地方管理。這樣短時間裡過多、過猛地下放大量骨幹企業，打亂了原有的協作關係，造成企業管理混亂，難以維特正常生產，大大降低了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