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黨建設的歷史任務

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在八大召開時比1949年增加了8倍多。中央要求黨員要加強理論水平修養。劉少奇特別要求高級幹部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總結經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他認為，沒有先進理論武裝的黨，不可能是先進的黨；沒有先進理論武裝的共產黨員，不可能發揮先鋒戰士的模範作用。他要求黨員要以馬列主義理論克服主觀、官僚和宗派思維。鄧小平指出，共產黨是在與人民群眾密切聯係、共同戰鬥中誕生、發展、壯大、成長起來的，不能脫離群眾路線，必須幫助群眾組織起來。

鑒於蘇聯在工作中出現的缺點，中央特別強調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加強對黨組織的監督，反對個人崇拜。毛澤東特別提出，”階級的監督，群眾的監督、人民團體的監督”，”要加強黨內的自我批評和依靠廣大勞動人民的監督來克服缺點和錯誤”。鄧小平還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此時毛澤東向中央提出，他準備在適當時候不再擔任黨主席，還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這是醞釀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領導制度改革設想。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不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如寫文章或演講有需要時，可用”毛澤東同志著作”來代替。八大時不提毛澤東思想，但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毛澤東在全黨和全國的威信空前提高。毛澤東曾說，”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並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中宣部還專門發了一個通知，把毛澤東的意見向全黨和全國宣佈。這本來都是好的意見，只有這樣才能鞏固領導者和群眾的聯係，使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得到貫徹執行。

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許多新的方針和設想是富於創造精神的。由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中國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實踐的時間很短，中國共產黨缺乏必要的經驗積累和足夠的思想理論準備，後來遇到一些未曾料到的複雜情況，八大路線未能在實踐中完全堅持下去。不過八大所開啟的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奮發圖強，改變中國經濟落後面貌，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得到進一步發展。八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對中國後來的建設和發展具有長遠的重要意義。

八大以後的政治、經濟、文化新動向

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進行，國家還需把注意力放在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解放生產力。盡管當時還有解放台灣任務沒有完成，但要求建設先進工業和改變落後農業國的呼聲甚強。國家的主要任務在新的生產關係下，要求”保護生產力”，集中力量去發展生產力。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的共識。這個著眼點，歷史證明是正確的。毛澤東表示：建設工業，反映了人民的希望。中國這麼大一個地方，資源豐富，又搞社會主義，如果不能超過發達國家，就要從地球開除球籍。中國要用50-100年時間建成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

國家在八大以後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進行經濟建設。周恩來要求在積極、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保證國民經濟均衡地發展。必須估計到當前經濟、財政和技術力量上的客觀限制，而不應當脫離經濟發展的正確比例。要防止和糾正過高的速度的傾向。在管理的政策方面，要運用價值規律，對不必要的，產值不高，品種繁多的工農業產品進行統購統銷。國家可有計劃地組織一部份自由市場，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作為改革的嘗試。

國家開始強調擴大人民民主，建立社會主義法制，認真而有系統地改善國家機關，精簡機構，明確職責，改進作風，加強各級人民政府工作的檢、批評和討論，加強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監督。共產黨加強了和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關係，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指出改造完成後，各民主黨派都會變成勞動者的政黨，國家要系統地壽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國家的法制。提出要盡快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勞動法、土地使用法等一系列法律，名速執行律師制度和公證制度。

中國開始明確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的建設任務，對中國過去的和外國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識，加以繼承和吸收，並且利用現代科學文化來整理我們優秀的文化遺產，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文化。國家運用各種條件，幫助科學院、研究機關發展十二年規劃，爭取科學技術盡快接近世界水平。在外交上堅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各國建立友好關係，堅決反對大國主義。中央提出”打開國門”，把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引進來。毛澤東說，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和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和法國等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劉少奇說，”鐵幕不在我們一邊，我們的門是對一切人敞開的。這是國家搞建設的一種基本態度。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

建國後國家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全國的重心轉向經濟、科學和文化建設上去。中國既貧窮，人口又多，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非常困難和複雜的問題。照搬照抄蘇聯模式，不符中國國情，只能在探索的實踐中去解決。1956年4月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比較系統地探索中國自己的路。1955年底到1956年春，國家為迎接大規模建設，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為召開八大進行了一系列調查工作。劉少奇為準備八大的政治報告，分別請中央和國務院30多個部門的負責人座談，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接著，從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聽取中央和國務院34個部關於整個經濟工作的匯報。他還邀請湖北、廣東、武漢、廣州的負責人開了四次座談會。通過調查，毛澤東形成了一些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4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經過討論，得到政治局的贊同，向最高國務會議作了報告。報告的基本方針就是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去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他指出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出現了缺點和錯誤，我們應接受經驗教訓，少走彎路。

“十大關係”包括：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是非關係，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中央在分析社會全局矛盾的時候，已經把探索解決經濟建設中的矛盾放在首要地位。蘇聯的做法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片面注重重工業，造成農、輕、重失衡。中國必須借鑒蘇聯的教訓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給地方多一點權力，讓他們有獨立性和靈活性。

“十大關係”還對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著眼調動積極因素進行論述。提出中國要有幾個黨才好，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對少數民族不要有大漢族主義。對於曾經的反革命要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毛澤東重申，處理黨內外矛盾要分清是非，對犯錯誤的人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毛澤東還提出向一切民族和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從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的一切真正的好東西吸取養份。周恩來和鄧小平都認為毛澤東的這篇論述，對中國發展社會主義有指導性的意義，使國家在建設中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

探索中國道路時面臨的國際形勢

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國際形勢正處於錯綜複雜的變化階段。朝鮮戰爭結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冷戰仍在繼續，但已趨於緩和，一系到國際問題都在談判並取得一些進展。1956年，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亞非新興國家都向社會主義國家靠攏。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不斷改善，中蘇關係處在良好發展時期。中國宣佈同埃及建交，中國同資本主義主要國家關係也有所改善，中日民間交往也引人注目，中美大使級談判，中美關係有所緩和。那時蘇聯在經濟和科技上都略勝美國；中國超額完成了”一五”計劃。

二戰後，核能、計算機、空間技術革命，對人類社會產生巨大影響。蘇聯擁有的尖端科學技術，可以與美國相抗衡。蘇聯於1957年率先將人造衛星送入太空，中國科學技術則長期處於落後狀態，對如何縮小差距，趕上先進，把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結合起來，發揮制度的優越性，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中國領導人試圖打破西方的封鎖和禁運，但由於國際局勢潛藏著不穩定因素，這些希望都難以實現。此時，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作了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報告，給西方利用，掀起了世界性的又共和反社會主義的浪潮。

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採取慎重態度，於3月中旬召開研究蘇共二十大及其影響。鄧小平報告了參加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情況。毛澤東要求認真研究這份報告以及它對世界的影響。他說，全世界都在議論，我們也要議論。秘密報告表明蘇共和斯大林並不是一切正確，要破除迷信，不要全盤硬搬蘇聯的一套。但他指出秘密報告內容和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主要是不恰當地全盤否定斯大林。斯大林為實現空前艱巨的事業，前無古人，犯錯誤是難免的，但應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去克服，應正面闡述，加以補救。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斯大林的功績給予肯定，對斯大林把個人地位誇大和陷入個人崇拜，違反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脫離客觀實際和人民，加以批評。毛澤東說，”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實施，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從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適當分析他的功過，對吸取教訓有益。中國面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決定按中國的情況辦事，不再像過去那樣迷信，要有自己獨創，走中國的路。毛澤東認為斯大林功七過三，並借此機會使之成為中國自己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契機。

社會主義改造歷史經驗和遺留問題

新中國成立，如何領導人民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共同富裕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新嘗試。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變革中積累了一些有獨創性的經驗。改變所有制不但不破壞生產力，還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糧食逐年增長，農田水利建設都獲得發展，工業化建設和增長較快，都是人類寶貴的經驗。農業於1953年增長14.4%，1954年9.5%，1955年6.6%，1956年16.5%，工農業在”一五”期間平均增長10.9%；工業總產值每年平均18%，超過了預計14.7%規劃。人民生活在建國後幾年內獲得了明顯的改善。

國家在資本主義中商業改造中創造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使資本主義私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把分散的農業經濟，引導到社會化和集體化的道路上來，使有困難的農村人口得到利益。雖然富裕農戶會吃一點虧，但合作社的發展最終也會使他們得益。以前獨家獨戶根本辦不了的事，在抗禦自然災害中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力量。中國對私人企業的改造不是採取剝奪的方式，而是創造分紅利和股息的贖買辦法，減少資本家對變革的抵抗，有利於過渡期的工作。

中國成功地實踐了馬克斯、列寧曾經設想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使全國工商界興高彩列地接受變革。當然，社會主義改造在50年代初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缺少借鑒，出現過一些缺點和偏差，值得好好總結。特別在改造完成以後，對一部份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不適當，農村合作化過於倉促，沒有很好協調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農業資源等條件，都應加以總結。尊重自願互利原則，不搞全國”一刀切”，對國家發展會更有利。把一些不合適的東西納入國家計劃，會給國家增添包袱。

對數以百萬計的私營坐商、行商、攤販統統改造，使國家包辦了本來可以發揮各種社會力量來分擔的事情。事實上以當時的國力把這些都包下來，使國家承受很大的社會負擔和就業壓力。很多地方不適當地把小商、小販、手工業者納入公私合營範圍，挫傷了部份勞動者的積極性。1956年，八大以後，調整了一些措施，對社會主義應如何正確建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根據人民的願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需要通過長期實踐，不斷總結經驗，才可讓社會達到理想的境界。全中國正在為美好的社會理想而奮鬥。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

1956年，中國大陸生產資料所有制從私有制改造成社主義所有制。億萬勞動者變成社會主義的集體勞動者，資本家和資本主義所有制也變成了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原私人企業的工人擺脫雇佣勞動者地位，同國營企業的工人一樣成為企業的主人。整個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和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國民經濟中，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已居於絕對統治的地位。公私合營經濟合計為92.9%，全國一億一千萬農戶中，有96.3%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標誌著建國七年來社會主義已經基本建立起來。

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隨著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而建立起來。1956年已提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一些主要指標。工業產值達到703.6億元，比上年增長28.2%，超過了”一五”計劃規定的1957年所要達到的水平。主要工業品：鋼、生鐵、鋼材、水泥、客車、棉紗、棉布等也都達到或超過”一五”所定的指標。毛澤東所最關切的汽車、拖拉機、飛機、坦克，到”一五”建設後期，中國都能自己製造。農業合作化實現了農田水利建設，農業總產值達到583億元。這一切成績都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

伴隨著公有制的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教育文化體制基本形成，經濟建設和國家各方面適應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得到發展和改善。工農聯盟進一步鞏固。以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為特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佈實施，國家政治生活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度。國家構築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體系，為社會主義國家創造了根本的制度保障。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地位進一步加強。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意識，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成為社會新風尚。

1956年9月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確認：“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中央認為大約需要用三個五年計劃或更多一些時間，實現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因此沒有明確宣佈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結束。這是基於國家剛剛成立不久，社會主義物質基礎還不充份。國家需要對上層建築不適應經濟基礎的部份進行調整和改革。實踐表明，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需要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甚至會出現原來沒有預料的艱難和曲折。這一時期，可說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公私合營的浪潮和方針調整

在新中國成立六年來，公私合營從單個企業合營逐步發展到整個行業的合營。國家的私營工商業納入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凡是納入軌道的企業，生產經營都獲得增長；沒有納入軌道的，原料、生產、銷路都出現困難。另方面國家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在全國範圍內統籌安排生產計劃，保證工業化重點建設，國家又實行對資產階級有償和平贖買政策，大多數資本家公開表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案。1956年元旦過後，北京市率先出現行業公私合營熱潮。全市有327家藥店申請加入，20個行業，800家商店獲准加入。北京召開公私合營大會，宣佈35個工業和42個商業行業共17963戶准予加入。

資本家在清產核資工作中表現積極，把房屋、現金、各種貴重材料都拿出來作為增資，表現了接受改造的真誠。1956年1月15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出席首都20多萬人在天安門舉行的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北京市市長宣佈：首都已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接著，清產核資工作、人事安排非常繁重，既要加快速度，又要保證質量。1月21日，上海也宣告進入社會主義。27日全國統計有118個大城市和193個縣都實行了公司合營。到1956年底，全國私營企業的99%都實行了公私合營。

形勢發展如此之快，從中央到地方都沒有預料到，加上各地準備工作不足，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些缺點和偏差。城市工作不比農村，較為複雜，涉及公私、勞資、供產銷、人財物等方方面面。只有通過細緻的工作才能保證變革中不受損失。毛澤東預先提醒說，“不要搞一陣風”，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實際上群眾性的運動，難以做到細緻，產生了影響經濟正常運行的問題，引起了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陳雲和周恩來提出實行合營的過程中要保證生產經營不出現混亂，不能造成國家和社會財富的損失。

中央對公私合營的一些方針進行了調整，要求大部不變，小部調整，以利於生產的繼續。小店合營，不宜實行定股定息，而應該實行經銷、代銷的辦法。小攤販、挑販是屬於獨立勞動者，把他們組織起來成為自負盈虧的合作小組。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要善加使用，吸收他們為國家進行建設。根據中央指示，各地認真核實資產，發放定息，安排資方人員工作，克服了改造高潮中的混亂現象。大多數公私合營企業合理調整了勞動力，集中技術力量，提高了設備利用率和廣大職工主人翁的思想。經過調整，企業提高了生產，積累了資金，培訓了工人和管理人員，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部署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

1955年國家擴展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採取”個別合營與按行業改造相結合”的辦法。工業方面，上海在全行業統籌安排中，率先打破所有權的界限，採用裁、併、改、合”等方式創造了合併和合營的經驗。1955年5月至10月，上海市輕工業有8個行業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重工業有13個行業按行業或按產品實行公私合營。商業方面，1955年8月，北京市選擇棉布業、百貨業進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試點，“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後”，把商業網點調整和改造，在26個行業中對1019家商店實行聯營併店，大大加快了改造進度。

到1955年6月底，全國已經實行公司合營的工廠有1900多家，產值相當於當時資本主義工業的58%。商業方面，零售業比重達到52%，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經銷、代銷比重占22%，純粹資本主義私商的只占25%左右。毛澤東在1955年10月11日在七屆六中全會指出，只有在農業徹底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才能夠徹底割斷城市資產階級和農民的聯係，才能便於徹底改造工商業。資本家要依靠國家取得原料，就得把工業品賣給國家，就得搞國家資本主義。中國工商業的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有助促進農業生產。

會議閉幕後，毛澤東於10月27日和29日分別邀請工商界政治代表人物和工商聯委員在中南海懷仁堂座談。他勉勵大家認清社會發展趨勢，掌握自己命運，站到社會主義方面，轉變到新制度去。他指出工人階級是一個光明的政治地位，要大家轉變。他的講話穩定了工商界不安的情緒，促使他們進一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11月1日至21日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主任委員陳叔通致開幕詞，號召愛國的工商業者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發展的前途統一起來。陳雲、陳毅兩位副總理傳達了毛澤東認清社會發展規律，堅守愛國立場，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意見。會議推動了和平改造的進程。

陳雲提出了六條意見，對各行業進行統籌安排，對行業內部進行或大或小的改組，實行公私合營，以利於過渡到社會主義。他推廣以定息的辦法給資本家定額利息，組織各行業專業公司，全面規劃，加強領導。至此工商業改造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毛澤東主持了工商業改造的草案制訂，系統地闡明中國共產黨對於資產階級的政策，國家資本主義有償地逐步改變資產階級所有制。同時，國家給資本家以出路，不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對於擁護社會主義改造的資本家代表人物以適當的政治安排。根據會議的全面規劃和部署，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急速發展，各大城市掀起了公私合營的高潮。

手工業合作化發展和調整

1955年上半年，全國有手工業合作社近五萬個，人數達150萬人，到下半年步伐加快了。12月9日，中央手工業管理局、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聯合總社籌委會召開座談，提出加快發展的新任務。12月21至28日，第五次全國手工業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劉少奇聽取匯報後，指出手工業改造不能比農業慢。毛澤東也提出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問題。總的要求是在1956年組織起來的手工業人員應達到74%，1957年達到90%，1958年全部組織起來。1956年1月11日，北京宣佈公私合營，全部合作化了。

全國各大城市紛紛學習北京的經驗，改變原來按行業將手工業以區為單位、按行業合期分批改造的辦法，採取全市按行業將手工業全部組織起來的方式。到2月底，全國有143個大城市和169個縣基本上實現了手工業合作化，從業人員達到300萬人。1956年3月以後，手工業改造的步伐繼續加快，到年底手工業合作社發展到10.4萬多個，社員達603.9萬人，其中高級形式的手工業社有7.4萬餘個，社員484.9萬餘人。至此，手工業由個體經濟向集體經濟的轉變基本完成，產值達108.76億元佔手工業總值的92.9%。

由於手工作化高潮來勢迅猛，各級領導機關思想和組織準備不足，尤其對手工業長期形成的分散生產、獨立經營的特點注意不夠，盲目合併，打亂了原有的產供銷模式。有的合作社人員高達1400餘人，成為包括了十幾個行業的綜合社，人員跨區縱橫幾十公里，發工資騎自行車要跑上幾天路程。同時，集中生產、統一經營方式下產品花色品種大為減少，服務質量下降，不能滿足消費者的要求，影響了社員的收入。許多人入社不能接受零散訂貨，致使生產停頓。由於盲目集中，管理混亂，使手工業者受到不少損失。

上述出現的問題，國務院發現後要求糾正。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指出要”正確執行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在合作化以後，凡是不宜於集體生產的，就應該保持分散生產的形式”，方便群眾。毛澤東說，”我們民族好的東西，搞掉了的東西，一定要來一個恢復，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陳雲也說，”合併起來，高級化了，結果老百姓很不方便。這種合併是不合理的合併”。根據中央的指示，各地手工業改造中的一些問題得到糾正。由於手工業按行業供銷和管理，使生產有了較大提高，勞動條件也得到改善。經過調整，增加了生產，提高了收入，滿足了外貿出口的需要。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歷程

面對急速發展的農業合作社形勢，中央在1955年10月4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七屆六中全會。會上批評了內部有些人看不到大多數農民要求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願望，安於現狀，行動遲緩。認為只有批判這種思維，才能改變跟不上形勢的狀態，促進農村工作的根本轉變。中央要求把農村中經濟地位比較貧窮或不富裕的農民組織起來，做出榜樣，以說服更多的農民加入合作社。對於富裕中農暫不吸收入社，更不去勉強把他們拉進來。這些政策在當時是正確的。中央要求在1958年前先進地區農戶入社要達到80%。

這個數字比毛澤東在7月提的50%社會主義規劃大大超前了。毛澤東在會議最後一天作了結論，提出農業合作化要進行一場大辯論，”要在農村中間進行，也要在城市中間展開”。大會對鄧子恢進行了批判，把本來屬於正常的工作方針上的不同意見，變成”兩條路線的分歧”，與事實有距離。鄧子恢作為主管農村工作的負責人，在合作社迅猛發展的形勢下，強調注意客觀條件提供的可能性，堅持”生產需要、群眾覺悟、領導力”三條辦社方法，穩步前進。後來的歷史證明鄧子恢是對的，在急於求成的傾向中出現了一些偏差。把意見的討論當錯誤去批判，不但損害了民主討論，也損害了實事求是的作風。

在激烈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氣氛下，再次修訂加合作化步伐，使合作化運動迅猛發展。從1951到1955年中，用四年時間讓加入合作社的農戶有1690萬戶，這次會議以後，卻只用半年時間就使合作社農戶達到7500萬戶。1956年1月，由毛澤東主持選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出版，他寫了兩篇序言和104條按語，對政治思想工作、農村經濟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婦女青年工作提了不少意見，對當時掀起社會主義高潮產生了重要影響。農業合作化運動改變了農民生產資料佔有的方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成為社會大變革。

盡管中央提出要認真做好建社前的準備工作，注意控制合作進度，注重質量，但由於條件不足，要求過急，工作粗糙，侵犯了富裕中農利益，有些地方出現強迫命令現象。毛澤東以國家主席名義公佈《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把合作社轉為集體所有制，取消土地報酬，耕畜和農具全部作價入社。農業合作化步子走得太快產生過一些負面影響，但億萬農民擺脫了小塊土地的私有制束縛，進入社會主義農村建設，對土地合理規劃利用，進行大規模的水利灌溉，農機耕作和農業科學的應用，使國家農業獲得進步。

農村形勢和加快農業合作化

1955年春，針對糧食徵購過頭和合工作過粗過快缺點，中央在不同地區採取”停、縮、發”為農業政策作了整頓和壓縮，穩定農民生產情緒和糧食供應緊張局面，農村形勢開始好轉。4月6日至22日毛澤東到南方視察，看到一些可以辦好的合作社被強行解散了。經過調查，毛澤東說，有30%的幹部反映農民要”自由”，不願意搞社會主義。其實只是徵購指標過高了，只要適當調整可以不必放慢合作化的步伐。毛澤東向鄧子恢提出是否可把到1957年1/3農戶加入初級社的合作化改為40%。鄧子恢回答，還是1/3為好。

從這次談話中可以看到毛澤東不贊同合作化穩一點的觀點。毛澤東說，”片面地縮，勢必損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後解放區就是要發展，不是停，不是縮，基本是發”。根據毛澤東的講話，各省都調整了原計劃的數字，有七個省自報合作社數字要達到34萬個。毛澤東則要求新區合作社數目要翻一翻。鄧子恢在中央局會議中提出到1956年春合作社發展到100萬個的計劃，劉少奇批准了加快農業合作化步伐的計劃。毛澤東在考察後聽取各方匯報，要鄧子恢再修改數字，認為同原來的65個，只翻了半翻多一點，要再翻。

當時國家要工業化，對農業原料要求緊迫，不實行農業合作化，就不能完成工業化。於是毛澤東批評了合作化中的”右傾保守思想”，指有些人像”小腳女人”走路，有數不清的清規戒律”，叫大家不要用各種辦法拉後腿。陳雲後來在總結時說，農業合作化是投資少，收效快的增產辦法，與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的意見一致。毛澤東把解決農業合作化放到很高的戰略地位，以滿足工業化對原料的需求。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的資金，必須盡快地實現農業合作化，才能得到解決。這是他下決心加快合作化速度的一個重要因素。

加快農業合作化是為了加速推進國家工業化，但在內部用批判”右傾思想”的方法來加速農業合作化，不能不出現指導方針上的偏差。1955年7月把不同意見以”右的錯誤來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內部急躁冒進的情緒。從6月到10月，各地調整步伐，在四個月內，全國新建合作社64萬個，使合作社總數接近130萬個，實現了”翻一番”的任務。雖然在急速的轉變中有各種問題出現，但各級政府學習《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使大家了解了農業合作化的目的，在全國掀起了合作化高潮，對工業化起了推動作用。

調整對台政策與中美大使級會談

解放軍炮擊金門和解放浙江沿海島嶼，在美國決策部門引起不小的震動。當美國摸不清中國意圖的時候，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這一聲明引起國際的反響，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表示不排除同中國進行談判，使一度緊張的中美關係出現轉機。4月30日，周恩來表明，與蔣的問題是內政，中美之間的關係是國際性問題，解放台灣不會在世界造成緊張局勢，但美國干涉，則會爆發國際戰爭。中美兩國應坐下來談判。

周恩來從亞非會議回國即表示，中美之間並不存在戰爭，因此談不上停火的問題。美國想以交出金門、馬祖換取中國人民放棄統一台灣的要求，承認美國侵略的合法化，承認兩個中國的存在，中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同意。美國要徹底從台灣撤走，讓台灣解放，實現統一。第二天，劉少奇即發電報同意周恩來的意見。5月，英國和印尼政府表示願意出面斡旋，促成中美之間的會談。中美之間的談判是要美國放棄干涉，撤出台灣海峽，與蔣介石談，屬和平統一的內政問題。美國要取消對中國的禁運和允許中國留學生回國。中國則對被擊落侵犯中國領空的美國飛行員及犯法人員的處理問題。

中國表示允許美國對中國友好的團體和個人來中國訪問。中國願意先開放，讓美國人看看中國究竟是友好還是要同他們打仗。5月26日，毛澤東在另一個場合表示，”我們要爭取和平的環境，時間盡可能長……如果美國願意簽訂一個和平條約，多長時間都可以，五十年不夠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國幹不幹。現在的問題就是美國。”7月13日，美國通過英國提出中美雙方互派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會談。15日，中國通過英國答覆美國，同意舉行大使級會談。中國成立了中美會談指導小組，由周恩來直接領導，表明不排除用戰爭或和平方式處理台灣問題。

中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只要美國不干涉內政，中央政府願同地方當局協商解決。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舉行，中方派出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美方派出駐捷克大使烏．阿歷克西斯．約翰遜。中方為創造良好的會談氣氛，按照中國法律程序，判決提前釋放11名美國間諜。美方表示感謝。9月10日，雙方達成遣返平民的協議。10月起，轉入討論在台灣問題上不訴諸武力的問題。在長達兩年的會談，雙方立場大相徑庭，談判進入僵局。雖然談判進展不大，但要回了錢學森，會談還是有價值的。

炮擊金門和解放浙江沿海島嶼

1950年6月美國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並在台灣設立海空軍基地，派大批軍事顧問訓練國民黨軍隊，阻止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1953年2月，艾森豪威爾上台後，不再阻止台軍對大陸的騷擾，實行”放蔣出籠”政策，並中止了在台海的”巡邏”。國民黨要求和美國締結”共同防禦條約”，但美國只想控制台灣，阻止統一，擔心會被捲入與中國的直接衝突，沒有表示同意。朝鮮停戰後，美國估計中國解放台灣的計劃可能推遲，加強了同台灣的軍事關係。1954年，美國在東南亞拼湊軍事集團，國民黨大事宣傳”反攻大陸”。

1954年秋至1955年春，台海出現緊張局勢。美國計劃與台灣簽定”共同防禦條約，英國首相丘吉爾於1954年7月14日提出”由聯合國托管台灣的主張”。中國為了在國際表明在台灣問題的堅定立場，7月下旬明確提出”一定要解放台灣”的任務。中央認為這個任務的提出，不僅在於擊破美蔣條約，還在於提高全國人民的政治警惕心，激發人民建設國家的熱情，以及加強國防力量。8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宣佈：”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決不容許美國侵佔，也不容許交給聯合國托管。”

中國指出，解放台灣是中國的主權和內政，決不容許他國干涉，任何台灣與美國簽訂的條約都是非法和無效的。11月22日，中國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發表關於解放台灣的聯合聲明，擁護中央的決定。1953年初起，福建前線對金門、馬祖實施炮擊，1954年9月3日，中央軍委命令解放軍於下午二時至四時進行一次懲罰性炮擊，摧毀敵方炮兵陣地，擊沉擊傷艦船多艘。9月22日再次炮擊金門，從此炮戰時緊時鬆地進行。這次炮擊行動向國際表明了中國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決心，同時聲東擊西，準備大陳島戰役。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給大陳島守軍艦艇及飛機以重創，取得了浙東沿海地區的制海、制空權。台灣與美國匆忙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周恩來嚴正譴責這一露骨的侵略條約。1955年1月18日，解放軍進行陸海空聯合作戰，經激烈戰鬥，解放了大陳島外圍的一江山島，19日艾森豪威爾呼籲通過聯合國”停止中國沿海的戰鬥”。中國決不容許外國干涉，美國被迫與國民黨放棄大陳諸島的防禦。浙江沿海島嶼全部解放，打擊了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氣焰。這場鬥爭表明，處理中美關係，台灣處於首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