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統購統銷

1953年中國大規模經濟起步，國家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城市人口達到7826萬人，比1952年增加了663萬人。國家為了發展工業，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擴大，糧食的種植面積相應減少。經過幾年的經濟恢復，農民不僅吃飽了，還希望有餘糧。這些情況導致了糧食供求緊張的矛盾。1953年6月30日的糧食年度內，國家共收入糧食547億斤，支出587億戶，收支相抵，赤字40億斥。同時一些地區受災，減產70億斤，形勢相當嚴峻。國內上億戶的農民非常分散，農民普遍有惜售心理，使國家購糧工作出現困難。

另一方面，私商看到糧食市價高於牌價較多，有利可圖，大肆搶購、囤積，有些地區稻穀幾乎全部被私商買走。部份城市居民見糧食供應緊張，價格看漲，也參與搶購儲存，使國營糧食銷售高於收購量。這種緊張情況若讓其發展下去，就會出現供銷脫節的混亂局面，國家幾年穩定物價的努力將付之東流。陳雲於9月召開中財委十天會議，專門研究糧食購銷辦法，權衡利弊後向中央提出在農村實行糧食徵購，在城市實行糧食配售的建議方案。10月2日下年，中央舉行擴大會議，由毛澤東決定糧食徵購，整頓私商，統一管理的方針。

十月十日，全國召開糧食緊急會議，不用建設急需的外匯去進口糧食，留作改變國家工業落後面貌之用，決定實行計劃收購，計劃供應，即統購統銷，由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由中央對糧食實行統一管理。在實施方法上，各省都抽調、訓練數萬名幹部，深入農村進行計劃收購，宣傳國家政策，進行教育和動員工作，扭轉人購少銷多的局面，多收了75.5億斤，使緊張的形勢緩和下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做到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結合，長遠的利益和目前的利益相結合的目的，但當中出現了區戶分配不平衡的情況。

在工作中要做到正確估實糧食產量，弄清餘缺情況，相當困難。在緊迫情況下，個別地區發生過強迫命令偏差，地方發生過抗徵事件。政府在總結經驗教訓後，提出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政策，使統購統銷工作得到改善。1954年，城鄉開始實行棉布、食油也憑票定量供應的新法。1955年11月全國均實行統購統銷制度。從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看，統購統銷政策穩定了市場，全國基本的吃飯穿衣問題獲得了滿足。由於統購統銷排除了私商的作用，農民走合作化道路有了基礎。這政策在中國實踐了20年，支持了經濟建設，保證人民生活基本安定，起了逢災賑災度荒年的作用，是中國工業化初期合適的舉措。

農業互助合作的新發展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如何組織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需要探索和解決認識的問題。農民用手中的土地入股，按投入的農具和牲畜取得合理的回報，工時如何計算，四萬萬農民如何組織起來走集體化，比工業化更複雜和困難。中央認為，發展農業合作化是增加農業生產的主要方法，要鞏固貧農和中農的聯合，使其願意自願結合，切忌簡單命令或用強迫手段。對農民只能用熱情幫助，耐心教育，以發揮他們生產的積極性，對他們遇到的困難給予解決。設法讓農民認織互助合作優於單幹，使他們自願加入集體合作生產。

在1953年，華北、東北、華東等局部地區出現了急躁情緒，在農民中引起了思想混亂，影響了春耕生產。3月8日鄧子恢向中央作了匯報，中央連夜發出指示，指出強迫命令的錯誤，說小農經濟的私有性和分散性的特點，未經群眾親身體驗，強要實行，必會引起怨恨，使好事變壞，擔誤生產。中央通過”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把中央的精神讓廣大農村工作者深刻理解。毛澤東要求農村工作人員來一次理論學習，糾正農村工作的急躁冒進或放任自流，要耐心疏導，讓農民見到實惠和合作帶來的經濟好處。

鄧子恢說，”確保私有制”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但土地分給了農民就不能剝奪，必須依法保障這種權利。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也統一了領導幹部的思想，各地冒進的問題獲得糾正。1952年時參加互助組的農戶有25.2%，到年底增加到29%。經整頓後，合作社達到1.5萬多個，參名的農戶有27.5萬戶。在發展互助合作的同時，國家進一步加強對農村的扶持，適當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實行依稅率計徵、鼓勵增收的稅收政策，擴大農田水利建設，推動了農業合作化的發展。1953-1954年，工業支援農業也有很大增長。

各地為培養農業技術骨幹，推廣新農具，建立農業技術推廣站，使被指導的合作社增產二至三倍。國家在農貸方面給合作社以特別優惠，對農業社是一個有力的支持。1954年冬至1955年春，各地幫助新建合作社培訓了50餘萬名會計員，並且以區為單位配備了財會輔導員。政府把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同發展農業生產密切結合起來，實行有利於調動農民搞好互助合作和個體經營兩種積極性的政策措施，使生產在遇到災情時仍維持發展的勢頭。除棉花減產較大外，糧食在1953年為3336.6億斤，1954年為3390.3億斤。

穩步進行重點建設

1953年國家開始計劃經濟建設，全國經濟情況基本穩定，但在工作中由於缺乏經驗，也出現了不少問題。稅制方面的偏差由社會經濟不斷改組，經營方式和流通環節發生變化，造成稅收下降。由於沒有充份估計到稅制的變動會牽涉到多方面的經濟生活，條文改得不適當，將批發營業稅移到工廠繳納，引起物價波動。毛澤東對此狀況進行了批評。中財委在編制國家預算時把上年結餘的30億元不恰當地列入國家預算收入，使預算底子鋪大，發生預算支出膨脹，收支失去平衡，出現21億元的赤字，影響商品流通。

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總結，要穩步進行重點建設，不要百廢俱興，必須留有餘力，要有因地制宜的靈活性，又必須集中資源用到點子上。他呼籲要減少盲目性，要虛心向有經驗和知識的人學習。陳雲採取補救措施，對私營大批發商給予一所定限制，減輕國營企業，繳付大部份稅務的過大的負擔。財政預算出現列支上年節餘數額不準確，產生預備費不夠用等問題。1953年下半年，中央採取緊急措施，動員人民增產增收，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很快扭轉了經濟工作被動的局面。中央提出”重點建設，穩步前進”方針，給實施”一五”計劃任務起了指導作用。

1954年國家財政預算”收入打足，支出打緊，留有餘地”，使當年國家預算不但沒有動用上年的結餘，而且收支相抵，還結餘16億元，成中國成立以來財政最好過的一年。1954年長江、淮河和華北平原都出現了洪澇災害，在戰勝自然災害的情況下，各項建設工作乃能較好完成國家計劃。1955年由於農業歉收，影響工業發展，通過挖掘企業潛能，也能完成計劃的94%。企業通過增產節約，勞動競賽，提高了計劃管理水平，增強工業設備的利用率。到1955年底，基本建設投資已完成五年計劃的51%，有253個項目建成投產。蘇聯援建的項目有106個正式施工，已經投產的有29個，包括汽車、發電站等。

經過工業化的努力，國家已經能夠生產火車機車、大型機床、電機、現代採煤機械、地質鑽探機械等大型設備。由於發電廠的建成，使中國成為世界電力發展最快的國家。交通方面，建長江大橋、康藏公路通車、蘭新鐵路建成通車，到1955年底已提前完成”一五”計劃的任務。”一五”計劃的實施，使中國在工業化目標的追求上，獲得了十分寶貴的經驗。蘇聯曾派三千多專家到來指導，中國也派出七千多學生往蘇聯留學和實習。中國奉行自力更生原則，既虛心向蘇聯學習，也主動承擔協助設計、安裝工程，消化吸收引進技術。1956年，中央更提出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從此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

經過醞釀和反覆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從上到下建立起集中統一的經濟機構。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在有限的歷史條件下，可利用的外資也非常少，國家必須集中資源投入到急切需要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上去。戰爭過後，國家亟待建設，但資金短缺，建材和工業原料長期不足，只有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才能提高積累，有效保證重點工業的建設。1953年4月25日，中央確定了完成國民經濟各項工作，加強計劃管理，建立統計機制和責任制，確保建設質量，同時推廣先進經驗和核算制度，確保任務的完成。

“一五”計劃建設開局良好，上海和東北等沿海城市的工業基礎，因資源集中調配，發展較快，也因而成為支援全國建設的工業基地。老基地以擴建為主，新基地則以新建為主。冶金方面安排改建的有鞍山鋼鐵廠、安徽、四川、山西的鋼鐵企業。1955年開工興建的武漢鋼鐵廠為大型綜合性鋼鐵基地，使中國工業佈局從沿海向中部地區推進。礦山機械、電機、電工器材設備、煉油化工設備和農業機械等製造都同時開始投入建設：太原重型機器放、洛陽礦山機械廠、沈陽風動工具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哈爾濱電機廠等等一百多個項目逐步推出。

圍繞老工業區的紡織、制糖、造紙工業建設，原材料的供應也由進口逐漸轉向立足於國內。重點引進的156工業項目和694個國內建設項目都需要集中資源和人才，避免資金和人力分散和浪費。全國勞動部門和工會統一招收工人，制定工資標準和勞動制度，成為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全國展開了增產節約的勞動競賽，充份挖掘企業潛力，增加生產，提高品質，節約材料。一切都為了建設計劃的完成。當時的技術革新能手王崇倫、郝建秀、馬六孩等的創新精神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鼓勵開動腦筋，為國服務。

隨著基本建設的不斷擴大，大批青壯年農民被工礦、建築企業吸收，投身於國家的工業建設。當時由於工業落後，農產品處於不等價交換，農民為國家建設資金積累作出了重大貢獻。工業的建立和發展也給知識份子施展才華的機會。知識份子服從國家分配到國家需要的地方去，滿足了基本建設的需要。1952、1953年兩屆工科學生提前一年畢業，配備到新建、改造和擴建的廠礦、交通、水利等部門，從事勘探、設計安裝等工作。國家為了探明資源，培養地質隊伍，從解放前200人發展到1954年地質畢業生就有2000人。同時以華羅庚為首的留學生2000多人回國參加建設，為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組織上為工業化作準備

1953年，中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政府通過《人民日報》以社論形式向全國人民宣佈，號召全國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難，以最大的熱誠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為了確保各個經濟環節之間的配合，加強中央統一的領導，在軍事工作、外交工作、公安工作保持統一和集中外，在經濟、文化、教育、政治工作等方面都加強統一和集中，連政府機構也進一步加強。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減少行政層次，取消大區一級的政府職能，改為行政委員會，領導和監督地方政府機關，以適應新形勢。

國家新設計劃委員會，由高崗任主席，鄧子恢任副主席，陳雲等15人為委員。1953年2月，中央要求各國民經濟部門和文教部，迅速加強計劃工作，編制各行業長期和年度計劃，並檢查執行情況，積極推動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發展壯大。根據中央決定，高崗、饒漱石、鄧小平等中央局主要領導人及鄧子恢、習仲勛、等實際負責人，相繼調中央工作。為了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在組織上統一調派幹部，培養工業建設人才成為第一重要的工作。毛澤東預見到工業建設的重要性，開始了從組織上下功夫。

為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到來，中共中央在1951年10月便決定抽調3000名縣處級和縣處級以上幹部到國營工業部門工作。1952年下半年又從地方抽調5000多名幹部到中央各部門工作。這批幹部整體素質較高，政治水平和實際工作經驗都好，經過一段時間學習，基本熟悉了工業管理，為大規模經濟建設準備了力量。1953年，毛澤東動員全國要把從蘇聯引進的100多個業項目做好，下決心抽調大批地委以上的優秀幹部到工業戰線上去。未來五年需要20萬新技術人才，國家從工人和知識份子中大量選拔，加以培養。

國家組織部門下最大決心，精簡政府機構，提高工作效率，破格提拔，克服調走部份幹部部門產生的工作困難，實行逐級負責制，精心遴選。1952年至1954年三年中，全國抽調到工業部門工作幹部共有16多萬人，其中到蘇聯援建的重點廠礦就有領導幹部3000多人。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組織部調配千餘名領導骨幹到文教部門工作，加強大學和科研機構的領導工作。同時對支援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建設也給予關注。1954年12月，中央決定對中、高級幹部給予有計劃、有步驟的進黨校輪訓的機會，以提高理論和政策水平和鑽研工業建設的業務，把自己從外行變內行，為”一五”做好組織準備。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製定

早在1951年春，中央財經委員會根據”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部署，著手試編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年7月形成第二稿，即1953年至1957年計劃草案。經中央政治局討論，以草案作為向蘇聯提出要求援助的依據。1952年8、9月間，周恩來、陳雲、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為代表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蘇聯，爭取援助。斯大林與周恩來進行會談，對中國的五年計劃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建議，表示在資源勘探、企業設計、設備供應、技術資料提供、派遣專家和提供貸款盡力給予幫助。周恩來回國作了匯報。

1953年初，中財委對五年計劃作了第三次編制，同年6月改由國家計劃委員會進行第四次編制。留在蘇聯的中財委副主任李富春，與蘇聯政府各有關部門進行廣泛接觸，具體落實援建項目。中共中央經研究後，贊成蘇聯提出的建議和設計項目清單，願意盡一切力量來完成協定文件中所規定的義務和責任。李富春代表中國政府在莫斯科簽署了經濟協定，共有141個項目，包括鋼鐵、有色金屬、煤礦、石油煉油企業、重型機器、汽車、拖拉機製造廠、動力機器及電力機器製造廠、化工廠、火力發電站等還有若干國防工業企業。1954年10月蘇聯政府又增加了15個項目，初步扭轉了中國工業的面貌。

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以陳雲為主持人的八人工作小組，對第一個五年計劃進行了第五次編制。由於舊中國統計資料不齊，國內資源狀況不明，難以掌握原有企業的生產能力。同時，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都缺乏編製經濟計劃經驗，第一個五年計劃只能邊執行邊修訂、調整、補充，五易其稿，終於形成了工業建設的藍圖。第一個五年計劃為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礎，同時也發展了交通運輸、輕工業、農業和商業，培養了人才，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水平。五年內國家用於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的投資達766.4億元，折合黃金7億多兩。

“一五”計劃編製和實施堅持了實事求是，謹慎從事，反復論證，解決了經濟建設中的重大問題：關於優先發展重工業和相應地發展農業、輕工業問題；關於經濟發展平衡沿海和內地佈局問題；關於經濟建設規模、速度和效益的同題；關於自力更生和爭取外援的問題。實施”一五”計劃，69.4%資金來源於國家財政收入和國內人民認購的國家建設公債，來自國外的貸款只佔2.7%，較好地解決了經濟建設中的內外問題。”一五”期間增加了422萬人就業，激發了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為國家經濟建設積累了經驗。

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

根據過渡期的總路線，中國將在相當時間內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工業化，是近代中國仁人志士共同追求的理想。在晚清政府、北洋軍閥及國民黨統治時期，這種中國夢一概幻滅。中國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明確了共產黨要領導中國從落後的農業國，向先進的工業國轉變作為奮鬥目標。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人民解放的基礎上奠定了國家工業化的基本條件。1952年抗美戰爭結束，這個歷史機遇終於到來。獨立後的中國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使現代工業發展找到了出路。

十七八世紀早期工業化國家以輕工業起步，積累了資本後才發展重工業。這條道路相當漫長。相對於十九世紀後期，德國、日本由政府投資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較快實現了工業化。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歐洲第一強國。中國缺乏經驗和示範，不少人主張學習蘇聯，實行國家統領經濟，”先圖強，後致富”，以防外敵入侵使國內經濟建設毀於一旦。實現中國工業化，讓國防現代化是國家緊迫的任務。能否趕上先進的工業國，關係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國家在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經過權衡利弊，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毛澤東說，從1953年起，準備20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工業化不只是重工業和國防，一切必要的輕工業都應該建設起來。1950年至1953年，國家財政收入共計600多億元，如果平均使用，試圖百廢俱興，必將一事無成。如果沒有重工業，就不可能大量供應化肥、農業機械、柴油、水利工程設備，就不可能修鐵路，製造汽車，輪船和燃料等。同時國家還受到西方的威脅，需要迅速發展現代化國防工業。毛澤東說，我們能造桌子、椅子、茶壼、能種糧食、能磨麵粉，但一輛汽車、飛機、坦克都不會造，必須急起直追。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人口文盲和半文盲高達90%，技術人員短缺，制約著中國的發展。同時蔣介石撤至台灣又捲走大量黃金儲備，留下一個千瘡百孔的中國。蘇聯雖然提供了17億盧布的長期貸款，但只佔基本投資建設的3%。要實現工業化需依靠自身的積累。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不能不節衣縮食，艱苦奮鬥。1953年毛澤東分析說，人民當前的利益是小仁政，人民長遠的利益才是大仁政。人民生活雖然要改善，但建設需要資金，不能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實現國家工業化，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理想，中國人不能再讓人欺負。中國人必須挺起腰桿，自力更生，堅韌不拔地克服困難。

學習和宣傳過渡期總路線

總路線提出後，為了統一認識，把國家的工作轉向建設社會主義，1953年6月至8月，高崗和李富春分別作了關於經濟建設的計劃報告。李維漢也講了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期總路線的內容，毛澤東也到會作了團結全黨為實現過渡期總路線的講話。9月7日，毛澤東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份代表談話，解釋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政策，指出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是必由之路，將私營工商業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他反對急躁冒進思想，也反對遙遙無期的思想。通過交流，工商界解除了對社會主義改造的疑慮。

社會主義改造是將個人資本和國家資本有機地結合起來，是”同登彼岸、花團錦簇”，順應歷史潮流的舉措。李維漢指出，今天有合法的利潤可得，將來有適當的工作可做，和全國人民一道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工商業者的光明大道。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也組織了宣傳和學習。工商業者看到中國最終要消滅私有制，內心是矛盾的，在大勢所趨之下，只能接受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全國工礦企業職工都在學習，知道只有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才能使中國從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工業國，完成歷史任務。

從11月開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闡述國家為什麼要實現工業化，工業化與農業發展對人民的好處。各地通過讀報、放電影幻燈、舉辦圖片展、演講會，動員群眾為實現過渡期的總路線而奮鬥。毛澤東說，”我們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才利於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全國的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科學技術、醫藥衛生工作者，都進行了學習。毛澤東還號召全國向蘇聯學習，把他們的經驗借用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之中。

中國的國家幹部對”蘇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進行了學習，討論研究工業化對社會主義工業的意義，從理論上和思想上弄清有關工業化時期會遇到各種困難的問題，以達到少走彎路的目的。這次全國性的學習活動，是社會主義觀念空前規模的學習，為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實現工業國有化，取消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在國家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長期的影響。總的來說，這次學習明確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轉變和選擇。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動員了全國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而共同奮鬥。

醞釀和提出總路線

中國如何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如何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經過三年準備，於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開始研究發展國民經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毛澤東在解放前夕提出，"我國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我們要努力發展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原設想，用10到15年進行新民主主義建設，從容和妥善地進入社會主義，但1952年國民經濟發生了大變化，公私比重根本轉變，私營工業從63.3%下降到39%，私營商業從76.1下降到36.3%，國營企業佔了絕對優勢。

實踐表明，中國成立的頭三年，在某些方面已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工作。這期間工業恢復，糧食和工業原料大幅增長，原有的發展模式不能滿足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需求。國家必須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把有限的資源、資金和技術力量集中到重點建設上來，而私人資本則要求自由發展，公私經濟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矛盾和衝突。國民經濟實行系統性的社會主義改造需要提到議事日程上。1952年6月，毛澤東提出了"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指示。

1953年8月，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對總路線的意見。中央宣傳部起草了過渡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引導個體經濟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個體經濟雖然發揮過作用，但力量弱小，設備落後，管理混亂，對國家依賴性大，自身發展困難，引領他們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較佳選擇。周恩來認為這是和平轉變，個人愉快，社會進步。1953年4-5月間，李維漢率領調查團到武漢、上海等私營工商業比較集中的大城市調查研究，對財經、工商、稅務、銀行、工會等部門作了充份的了解，總結了工業方面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經驗。

從生產關係上看，私營工業從國家資本主義的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發展，其中高級形式的公私合營企業最有利於過渡到社會主義。經過討論，中央政治局確定了經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業的方針。總的來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依照中國具體的情況，來確定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路線、方法和步驟。1954年2月6日，劉少奇代表中央宣佈中國進入計劃經濟時期，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總路線於同年9月載入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使之成為整個國家的統一意志。

中國社會生活的大變化

中國經歷了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改革，又進行了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整個國家面貌都發生了變化。建國頭三年，就實現了民族獨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對中國留下的政治、經濟、文化遺產進行了又比較徹底的清理和改造，取得了袪除腐敗政治，改組國民經濟，安定社會秩序，形成共識，增強凝聚力，保衛國家安全，樹立了嶄新國家的形象。政治上形成了由工人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確立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穩固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統治系統。

三年間，人民民主專政得到鞏固。抗美援朝戰爭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安全和民族尊嚴，挫敗了美國的封鎖政策，有條不紊地完成了土地改革。人民革命熱情高漲，社會政治局面空前穩定。廣大人民接受民主政治的洗禮，逐步學會行使自己的權利，當家作主，徹底結束了中國近代以來國家四方五裂、人民一盤散沙的局面，促進了國家統一和各民族人民的團結。經濟上，從根本上掃除了長期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使社會獲得了解放，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奠定了物質技術基礎，合理調整了工商業。

國家鼓勵和扶持了一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的發展，逐步納入國家能夠指導和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全國統一財經管理，統制對外貿易，取消外國在華經濟特權，使國家對外經濟運行和經濟資源的控制力加強。各種經濟成份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保持了社會經濟的靈活性、多樣性和計劃性，使遭到戰爭嚴重破壞的經濟迅速恢復，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半封建半殖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治，改革法律，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極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排除了少數人掌握財富的局面。民主改革和社會改造，清除了派系、宗法、黑社會勢力，推動了社會進步。

國家實行民族平等，民族區域自治，消除了國民黨時期的民族隔閡，緩和了民族內部矛盾，防止狹隘民族主義，反對破壞祖國統一的民族分裂勢力。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各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有所改觀。舊社會的舊思想、舊觀念、舊習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崇尚愛國的集體主義精神獲得了發揚。全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形成了建設國家的統一意志。國家以解放生產力，促進國民經濟全面恢復和發展作為首要任務，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奠定了基礎和準備了條件。

國民經濟全面恢復和增長

從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經過三年多的奮鬥，解放前遭到破壞的國民經濟獲得了全面的恢復，並有了較大的發展。國家用於農業的投入逐年增加，1950年為2.74億元，1951年增加到4.17億元，1952年增加到9.04億元，國家對農業戶貸款也逐年增加。國家用於水利的建設經費約7億元，佔全國基本投資預算的10%以上。全國動員了2000多萬人參加水利工程建設，完成土方量17億立方米以上。千百年來威脅中國人民的洪水災害開始得到有效的防治。這些工程，促進了農業生產，糧食產量從1949年的2263.6億斤，增加到1952年的3278.4億斤，比歷史上最高年產量的1936年增長53.6%。

中央部署工業基礎較好的東北各省率先恢復工業生產。東北生產的機器和物資又支援了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的生產恢復，把重點工業搞起來。國家還抽出一部份資金，有計劃地新建了一批急需的工礦企業，後來這些企業都成了中國工業戰線上的骨幹企業。國家在交通運輸建設投入了17.7億元，佔全國基建的總額的22.6%。在鐵路修復方面動員了數十萬鐵路職工和人民解放軍鐵道兵日夜奮戰，到1949年底，恢復了原有的鐵道網。1950年6月動工修築穿越巴蜀的成渝鐵路，1952年7月建成通車，把一條由清朝末年就計劃建的鐵路，在拖了五十後，用不到兩年時間建成。此時期公路也修了近五萬公里。

經過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農業總產值達810億元，比1949年增長77.6%，平均每年增長20%，鋼產量達到134.9萬噸，比1949年增長的7.54倍。原油、水泥、電力、原煤等都超過歷史最高產量。棉紗、棉布、食糖等主要輕工業產品也不例外。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48.4%，糧食、棉花、生豬等畜類都大大超越解放前的產量。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經濟狀況有了很大改善，用於經濟建設和社會文化事業的支出也有所增長。農民淨收入由1949年的68.5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129.9億元，增加86.7%。

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增長帶有戰後恢復性質，但與世界歐亞各國比較，新中國戰後恢復之快，增幅之大，是世界矚目的。全國貫徹統籌兼顧、照顧四面八方的經濟建設總方針，使中國經濟結構獲得顯著改善，國營工業產值平均每年遞增57%，國營商業比重達到60.5%，控制了大部份商品流通過程。國營經濟正逐步佔主導地位，但資本主私人企業也有較大發展，提高了生產力。新中國的經濟恢復不僅有數量的發展，而且有性質上的變化和質量上的提高。這些變化正逐步使中國向農業國轉化為工業國開了一個好頭。

初步形成黨領導國家的制度

中國共產黨執政了66年，形成了共產黨領導國家的制度。中國屬多黨合作制，領導各民主黨派建設新中國。中共一套領導革命根據地建設的制度，在全國勝利時，已形成了自己的組織領導系統，培養了一批初通理政理財的領導和管理人員。中共從過去戰爭環境下在局部地區行使一定政府職能，轉變為和平環境下在全國範圍內執掌國家政權。如何在執政條件下進行建設，採用民主和法制，以有效的領導和管理處理紛繁複的國家事務和社會生活，是共產黨面臨的重要課題。國家面臨著健全組織和肅清殘敵的嚴重問題。

鎮壓反革命與抗美援朝的軍事鬥爭，需要一個權力集中的指揮中心，而經濟恢復和民主改革的繁重任務也需要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因此在抗日戰爭時期形成的一元化領導方式繼續延用。這種方式在嚴峻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對統一指揮、集中力量、協調一致地完成經濟恢復和民主改革，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元化的領導格局下，中共也注意到如何防止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中央指示，”凡屬政府職權範圍者應由中央人民政府討論決定，由政府明令頒佈實施”，屬地方政府事務不要以中共中央名義來決定。

周恩來說，”黨政有關係也有區別。黨的方針、政策要組織實施，必須通過政府，黨組織保證貫徹。”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人民政府內組織中國共產黨黨委會的決定》和《關於人民政府內建立中國共產黨黨組的決定》，在中央和地方均予以實行。黨中央一切有關政府工作的決定、指示，黨組必須保證執行，加強黨員幹部和非黨員幹部溝通，對團結起了好的作用。黨組制度在政府部門和政協等人民團體都一直沿用至今。黨管幹部原則，對幹部實行統一管理，除軍隊幹部實行單獨管理外，其餘由組織部管理。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在肅清殘餘敵人的破壞活動，由於法制尚不完備，檢察機構也不很健全，在鎮反運動中也出現了一些偏差。中央決定要案需報中央批准，防止錯捕、錯判、錯殺。當時也出現過”以黨代政”現象，對國家的法制建設產生了不利影響。董必武多次指出，”黨領導國家政權，但決不能直接管理國家事務”，”黨無論什麼情況下，不應把黨的機關的職能和國家機關的職能混同起來”。中共建國初期就注意對領導方式進行調整，初步提出正確處理黨政關係的設想。雖然一元化領導方式未得到很好解決，但卻成為對領導制度和執政方式進行探索的開端。

整風與整黨

中共中央於1950年5月1日發出《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整頓幹部作風。當時新增的200萬黨員，其中有些人思想作風不純，老黨員中也有人驕傲自滿，作風惡劣，引起人民不滿。中央要求在黨組織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運動於下半年開始，於年底結束，提高幹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和官僚作風，改善了共產黨和人民間的關係。各地在整風中糾正黨員中居功自傲情緒，加強了黨員和人民的聯係，為當時的土地改革從組織上作了準備。

1951年2月，中央提出每三年進行一次整黨的任務，要求對共產黨員提高要求，慎重進行城市及新區的建黨工作。中央對工作中的成績給予肯定，但對於存在的問題，必須加以整理。到1951年下半年，整黨工作開始有步驟地進行。在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劉少奇在中央組織工作會議中說，”有數十萬久經考驗的幹部和數百萬對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忠心的優秀黨員，這是黨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但是，由於黨成為領導國家的黨，投機份子、破壞份子也在想各種辦法鑽進黨內來，這是一種嚴重的危險。”

在整黨運動中，對廣大黨員進行關於黨綱黨章以及如何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教育，並對黨員進行審查和鑒定。中央教育共產黨員要以人民群眾的公共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要檢討自己的錯誤和缺點，認真學好理論知識，做一個有修養的共產黨員。對於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叛變份子、投機份子、蛻化變質份子，首先把他們清洗出去，然後對經教育仍不符合黨員條件的勸其退黨或撤消其黨籍，以提高共產黨的純潔性和戰鬥力。同時在”三反”、”五反”中經受群眾的洗禮，改正了黨內下正之風，建立起新的黨員制度。

截至1953年6月底，全國共新建了8.2萬個黨支部，基層支部由1951年的24.6萬個發展到32.8萬個。在50個職工以上的廠礦企業、大專學校，一般都有了共產黨的組織。經過整黨，32.8萬人離開了黨組織，其中屬混入黨內的各種壞份子和蛻化變質份子的23.8萬人被清除出去，9萬餘人不夠條件的自願或被勸退。在三年整黨期間，全國共吸收新黨員107萬人，共產黨員總數從580萬人增至636.9萬人，學校教職員和學生黨員有14.3萬人增加了30%。經過整頓和發展，黨員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和改善。要成走向現代化合格的執政黨，如何治理黨是歷史給共產黨提出要不斷探索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