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歷史轉折 活躍對外交往

1978年底中央和國家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必須對國家前途命運作出政治決斷和戰略抉擇，以實現具有深遠意義的轉變。此時，美蘇兩大國爭奪世界霸權，帶來了戰爭危險，既威脅發展中國家，也威脅到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擺脫超級大國的控制，減少戰爭威脅，以及經濟危機造成的生產設備和資金大量閒置、市場蕭條，急需開辟新市場。中國利用這個時機，加速引進資金和設備。鄧小平估計世界戰爭可以延緩，於是加強對外交往，邀請外國元首訪華，國家領導人也組織大量出訪，加強合作。1978年，僅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領導人出訪就有20多次，訪問國家達50多個，增強了關係。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日最受世人矚目。《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互換批准書儀式上，鄧小平向日本各界人士介紹中國內外政策，事後還專門對日本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企業和高科技設施進行了考察。在考察中，他多次表達合作的願望，學習國外先進經驗和技術，以加快中國現代化建設。日本十個對華友好團體為鄧小平舉行歡迎酒會，共有日本各界人士2000多人參加。日本內閣21人，出席鄧小平答謝宴的有14人。中國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為加快現代化建設打開了局面。國務院組織各部門及各地負責人出訪西歐、美國、日本，重點考察工農業，調查研究人家的水平，以資借鑒。

谷牧帶隊訪問西歐五國，25個城市，共參觀了80多個工廠、礦山、港口、農場、大學及科研單位，進行廣泛接觸。此時，西歐國家因經濟蕭條，急於為過剩的產品、技術和資本找出路，希望與中國進行合作。中國乘勢向這些國家學習經濟發展的做法和管理經驗。美國雖然和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啟動了正常化進程，但由於台灣問題仍未取得進展。美國卡特政府總結幾年對華談判後，擬定了對華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妨礙同台灣關係，向中國通報。鄧小平作出積極回應，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提出，建交美必須同台灣廢約、撤軍、斷交，承認一個中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訪華，代表卡特接受中國提出的條件。在中日關係改善的同時與美國也開始建交談判。

1978年11月，鄧小平看了美國提出中美建交聯合公報草案，當即加速中美關係正常化步伐，強調台灣是中國內部問題，任何國家都不能干涉。從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兩國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在1979年4月1日以前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美國軍事力量和設施，並通知台灣當局終止”共同防禦條約”，從而結束了長達30年的不正常關係。中美日關係的改善，不僅對中國外交和世界局勢發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而且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為國家創造了進一步改革的良好國際環境，讓中國逐步振興。

真理標準的討論有力地推動了撥亂反正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很快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中央組織部著手復查”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黨集團”案，但遭到中央專案組的阻撓。鄧小平在審批申訴材料時批示，”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問題。”陳雲表示了解這個案情，要向中央報告，要管這件事。華國鋒也同意解決這個問題，並指示中央組織部復查。這案子成為突破口，推動了整個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葉劍英向胡耀邦提出：黨的歷史功過是非要”堅決不動搖地弄清楚”。胡耀邦說，落實幹部政策的根據是事實，不管是那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

在這個過程中，有人堅持只”摘帽”不改正，說是非已經過去，幾十萬人一一清帳，那黨會亂了套。但大多數人堅持既要摘帽也要改正，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冤假錯案才能糾正過來，增強團結，促進社會發展。中央採納了多數人的意見，做到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盡管事隔多年，也應予以改正。到1980年，全國有54萬多名錯劃右派得到改正，使遺留20多年的問題終於得到解決。鄧小平指示要繼續做好平反昭雪知識份子的冤假錯案，充份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職有權有責，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在糾正冤假錯案之時，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理論進行研究，認定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要把這個制度恢復和建立起來，目的為鼓勵大家上進。由於問題觸及到毛澤東晚年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一些觀點，受到一些人的指責。鄧小平認為按勞分配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是馬克思主義的，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敢於想問題，提問題，敢於理論聯系實際。大家普遍認為當前的問題是平均主義，必須貫徹物質利益原則，讓人們從物質利益上關心自己勞動的成果。國務院要求進行工資改革。

全國農村繼續限制”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和集市貿易，中央繼續推廣大寨大隊為核算單做法。但這種要求實在難以做到，全國2.5億人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這種核算法只能是破壞生產力的”窮過渡”。一些地方負責人開始大膽調整。萬里說，”不尊重生產隊自主權，這是我們過去農村工作中許多錯誤的根源。歷史上的教訓太深刻了！”農村開始將自留地面積由7%擴大到14%；取消不准農民搞家庭副業限制；開放集市貿易；支持農民包產到戶；鼓勵多種經營等等。萬里鼓勵大家”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省委沒有決定的，只要符合客觀情況就去做，將來省委追認。”1978年夏季以級，各個領域撥亂反正明顯加快。衝破思想禁區後，國家在加速向歷史轉折的實現邁進。

真理標準的討論

文革後進行撥亂反正，但在指導思想上遇到”兩個凡是”就無法進行下去。要徹底澄清思想混亂，必須先解決如何對待毛澤東的指示和決策、判定真理的標準到底是什麼。這就引發了實事求是和”兩個凡是”思想和路線的爭論。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理論工作者開始醞釀就真理標準問題撰寫文章。1977年10月9日，葉劍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指出：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時，一定要提倡融會貫通，聯係實際，實事求是，有的放矢。他要求大家用心研究黨的歷史，特別著重研究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歷史，正確總結歷史經驗。中央黨校開學後，組織了800多人，決定把文革歷史研究透切。

鑒於不少人在批判”四人幫”遇到”兩個凡是”就產生疑慮，凡是毛主席批閱過的就不敢衝破，人民日報社編輯部感到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必要。1978年4月，《光明日報》編輯部將幾經修改的一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哲學專刊上發表，該報負責人決定委托中央黨校理論組進一步修改，將標題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定稿。5月11日發表，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全文轉載，13日，又有多家省報轉載，使討論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全國展開。文章提出：凡是科學的理論，都不會害怕實踐的檢驗。凡是超越於實踐並奉為絕對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這篇文章發表後，有人指責這篇文章”實際上把矛頭指向毛澤東思想”。這種情況使人民日報及各地報刊討論真理標準問題時，不能不面對巨大壓力。但是黨內多數人認為應當展開討論，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毛澤東早已多次闡述過。1968年11月18日，他在修改一篇文章時，親筆加上了”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這使那些認為談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者為”大逆不道”，也無話可說。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一批人在討論遇到阻力時紛紛公開表明支持討論，頂住壓力。有人提出，凡是毛主席、華主席說過的話都不能改動。這種意見分歧引起鄧小平注意。

1978年5月30日，鄧小平在全軍會議上說，”毛主席、華主席沒有講的，你講了也不行。照抄毛主席講的，照抄華主席講的，全部照抄才行。”他指出，”有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根本方法。”他號召大家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流毒，撥亂反正。7月21日，鄧小平找中宣部負責人談話，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又和胡耀邦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後，李先念、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看過文章後，均表示同意發表，在當年刊登在《紅旗》雜誌第十二期上。1978年下半年，各地召開70餘次討論會，發表文章達650多篇，成為歷史轉折的思想先導。

呼喚科學和文學的春天

在鄧小平推動下，科技和教育領域的撥亂反正是同時進行的。1977年，文藝界被錯誤否定的建國17年成績被逐步肯定。鄧小平說，”實事求是毛主席講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懂得這一條道理就有希望。””整個國家超世界先進水平，科學研究是先行官。”1977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大會，決定對人民有貢獻的科學家給予獎勵。6月20日至7月7日，召開科技工作會議，討論籌備科學大會，恢復科研工作，招收和培養研究生。9月18日，中央發出在1978年春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同一天，鄧小平建議由方毅任主任，成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恢復統管科研工作的領導機構。

許多科研機構行動起來修復儀器，收集失散的圖書資料，恢復被拆散的科研隊伍，建立學術委員會，恢復評定學術職稱的工作。其中陳景潤、楊樂、張廣厚等24名科技人員因科研成就被破格晉升。鄧小平說，”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表現在它的文化、科學技術水平應該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更先進，這才稱得起社會主義，稱得起先進的社會制度。”他還就我們的高能加速器、科學衛星、億次計算機等尖端技術設備的研製作出專門批示，啟動了尖端技術的研製工作。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開幕，鄧小平說，”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華國鋒也作了《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的報告，方毅提出了發展規劃。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目睹大會盛況，飽含熱情地寫道：”科學的春天到了！”大會表彰了826個先進集體、1192名先進科技工作者和7657項優秀科技成果。出席大會的代表共5586名。

此時文藝黑線專政論未被觸動，許多作家和藝術家未獲自由，1977年10月下旬，《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座談會，提出要貫徹”百花齊放方針”，打破精神枷鎖，使文藝創作重新繁榮起來。可是由於江青和林彪1966年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看過，並對文藝界作了嚴厲批評，文藝界既要肯定毛澤東的錯誤批示，又要衝破思想界限，顯然難度很大。不過《人民文學》邀請100多位文學人士座談，對衝破精神枷鎖還是有作用的，大家都願為努力寫出無愧於時代的作品而奮鬥。文化部黨組召開萬人大會，宣佈受”四人幫”迫害的一批文藝工作者平反昭雪。人民文學家老舍也恢復名譽。

很多文藝工作者重新開始了藝術創作，一批優秀的文藝作品相繼問世。《人民文學》1977年第十一期發表了短篇小說《班主任》，無情鞭撻文革中極左思潮給廣大青少年心靈上造成的傷害。《人民文學》1978年第一期發表了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謳歌數學家陳景潤對祖國科學事業的忠誠和艱辛攀登科學頂鋒執著的精神。這些作品衝破政治禁錮，引起社會強烈的反響，社會被嚴重摧殘的文藝事業開始有了新的生機。

平反工作和恢復高考

由於長期文革造成的思想障礙，人們感到不首先解決判定歷史是非和對待毛澤東思想問題，很多工作都進行不下去。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引導和支持下，展開了一場掙脫思想束縛的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平反文革冤假錯案，是一項迫切的任務，中央宣佈：“凡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已拘捕的，應予釋放；已立案的，應予撤銷；正在的審查的，解除審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釋放；給予黨籍處分的，應予撤銷。”但是通知又規定有反黨中央、反文革的絕不允許翻案，”兩個凡是”成了落實政策的障礙。有的老革命到中央組織部申訴冤情，都被拒之門外。全國有十多萬”右派”幹部尚未能脫帽。

這種情況引起黨內外大多數人的不滿。胡耀邦主持撰文，要《把”四人幫”頓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批評管幹部工作的負責人不得力，一定要推倒顛倒了的幹部路線。但也有人說文章與中央精神不符，是毒草，現在不批將來也要批。這種情況激起了許多幹部的義憤。1977年12月10日，中央對組織部的領導作了調整，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遵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推動平反和落實幹部政策。他衝破”兩個凡是”界限，不看那個領導講過什麼，而是從事實出發。他仿照陳雲成立”幹部之家”、”黨員之家”，敞開大門，熱情接待前來申訴冤情的幹部。中央組織部得到鄧小平和陳雲有力的支持，重新審視陶鑄等歷史問題，並對尚未結束審查的老革命解除監護，接回北京。

中央組織部開始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等重大案件進行復查時，也遇到中央專案領導小組反對，原因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1978年5月，中央決定將案件材料全部交中央組織部。胡耀邦決定，即使中央專案組不提供材料，也要復查，不怕困難，從頭做起。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是鄧小平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一項有力行動。鄧小平在尚未復職時就談到：”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上去。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他復職後自告奮勇承擔起分管教育和科學的責任。

鄧小平復職第三日，就邀請33位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聽取匯報，與會者多年未受過信任，紛紛把心裡話吐出來。大家一致要求：重新樹立起全民族尊重知識、尊重文明的風尚，改革高校現行招生制度，恢復高考。鄧小平就高考問題向中央華國鋒、葉劍英等提出：”至少80%的學生，須在社會上招考，才能保證質量”。國務院當年即改變文革做法，統一考試，擇優取錄。全國570多萬知識青年參加高考，其中27.3萬人被錄取。高考制度的恢復，為文革被擔誤的學生經過自己的努力和公平競爭，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鄧小平還為派出留學生作出安排，當年錄取預備留學者3348人，派出去的人數為860人，這在當時財政緊缺的情況下，實是一筆不少的費用，為培養人才奠定了基礎。

十一大召開和國家政治生活開始正常

文革造成的政治、思想混亂難以短時間內消除。1977年3月1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出席的代表有1510人，代表著3500多萬黨員。大會選出了201人為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132名。華國鋒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十一大宣佈粉碎”四人幫”，宣告文革結束，要實踐歷史責任，調動黨內外、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在20世紀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但是十一大報告仍然肯定文革，還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一些代表提出反對意見，聶榮臻在發言中反對”兩個凡是”，指出不能脫離實際講毛澤東思想。

葉劍英在作修改黨章報告時說，全黨要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要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雖然當時由於歷史局限，未能完全否定文革，但鄧小平已恢復領導中央工作。他在大會閉幕詞中說，”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群眾路線、實事求是、批評和自我批評、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鬥和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全黨、全軍、全國努力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組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根據十一大通過的黨章，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從1977年10月起召開大會選舉產生新一屆黨委。

全國黨委和黨組織開始恢復。過去追隨”四人幫”的造反份子都被清除在外，重新起用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久經考驗的老幹部。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在北京舉行，出席代表3456人，葉劍英被選為人大委員長，宋慶齡等20人為副委員長。大會決定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李先念等13人為副總理。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回到工作崗位，決心為20世紀末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而奮鬥。但是大會仍未能徹底否定文革，仍將一些左的思想混雜在大會的條款中。

不過，大會總體上推進了撥亂反正，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員，對恢復秩序起了推動作用。大會恢復了文革時被撤銷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選出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檢察長，使法制建設開始得到恢復。全國對新憲法進行一次普遍宣傳教育，加強法制觀念。各地建立檢察機關，由黃火青等六人組成中央政法小組，標誌著政法工作統一領導得到進一步加強。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全國政協會議在北京召開，恢復停頓了13年的大會。出席會議的委員有1862人，鄧小平被選為全國政協主席，烏蘭夫等22人當選為副主席，為四個現代化發揮作用。少數民族的冤案獲得平反，華僑被歧視和迫害得到照顧，宗教信仰自由得到重申。共青團、工會和婦聯全國會議相繼召開，恢復少先隊，撤銷紅小兵。在文革中被打亂的國家政治生活和秩序逐步得到恢復。國家在徘徊中前進。

新的”躍進”計劃和鄧小平復出

隨著政治局面初步安定，人們普遍希望加快建設速度，把”四人幫”擔誤的時間搶回來。但這個時候，對過去經濟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尚未進行總結，對經濟好轉又估計過高，工作中急於求成的情緒再度滋長。毛澤東1955年曾提出農業機械化問題，用25年完成農業技術改造。當時提出全國中型拖拉機要在四年內從40萬台增加到80萬台，而那時實際生產能力每年只有7萬台。三年實現農業機械化顯然大不可能。華國鋒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上在沒有論證的情況下，提出石油部不能只有一個大慶，要搞十來個大慶等等過急的想法。《人民日報》也重新提出”躍進”口號，趕超全國和世界最高水平。

1977年11月，中央希望在20世紀末能拿下20幾個鞍鋼，全國要建120個大型項目，包括20個大水電站和8個大型火力發電站。到2000年以前，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1978年，中央批准了十年規劃綱要，但所提指標超過了國家財力和物力所能承受的限度。由於片面追求學大慶和學大寨，忽視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又把發達國家向我國投資的有利形勢看得過於簡單。雖然余秋里、李先念都提出不同意見，但會議主要內容卻通過新聞媒介廣為宣傳，對經濟工作產生了較大影響。在國民經齊經歷十年的大破壞，亟需休養生息，發動這樣的”躍進”，無異要大病初癒的人急跑。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召開，追認華國鋒為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決定開除王、張、江、姚的黨籍和一切職務。會議決定全面恢復”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鄧小平被撤銷職務，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鄧小平復出第一次正式講話，強調要全面準確地認識和運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各項工作，不能加以歪曲，損害毛澤東思想的完整性。鄧小平的復出，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

7月22日，全會公佈鄧小平復出的當晚，北京不少群眾自發走上街頭，表達欣喜之情。23日，首都100多萬軍民懷著喜悅的心情冒雨舉行慶祝遊行，同時十萬各界群眾在工人體育館舉行盛大慶祝集會。全國各地都有類似集會，人們用”英明的決策，偉大的勝利”來稱頌十屆三中全會，以表達對鄧小平恢復工作的擁護。鄧小平的復出，順應了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的要求，有力地推動了各個領域亟待開展的撥亂反正的工作。國家的復興在鄧小平的復出，和文革的結束聲中穩步前進，為中國開辟了新的道路。

生產秩序的整頓和恢復

1977年8月，鄧小平和華國鋒對全國展開的”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批判的討論，明確表示支持，組織文章，表明”應當有適當的物質鼓勵，少勞少得，多勞多得”。1977年9月前後，紀念毛澤東逝世一周年，老一輩革命家紛紛撰寫紀念文章，宣傳毛澤東倡導的優良傳統和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在思想理論上衝破”兩個凡是”的界限，邁出整頓的步伐。人民群眾被壓抑的生產積極性終於得到解放，努力生產成為理直氣壯的行動。中央重新發出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的號召，結束經濟滑坡和困難局面。

中央採取了緊縮開支、壓縮投資、減輕資金和物資壓力、保證有限的資金投向生產建設等措施。國務院堅決壓縮和嚴格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資金流通，扭轉財政混亂局面，促進生產建設的恢復起到一定作用。華國鋒強調，”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文章，獲得廣泛學習，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而奮鬥起了動員作用。中央首先抓影響全局的鐵路和煤炭運輸的整頓，採取果斷措施，解決鐵路堵塞問題。1977年2月2日，國務院召開鐵路會議，建立一套管好社會主義企業的科學的規章制度，整頓秩序。

針對當時經濟領域存在的思想混亂，1977年3月召開全國計劃會議，澄清被”四人幫”搞亂了的思想界限，採取有力措施解決這些矛盾。國家計委提出了要不要抓好生產，要不要規章制度，要不要社會主義積累，要不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要不要引進新技術等十個需要澄清的同題。會議決定要加快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在本世紀內把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把農業和輕工業建設好以適應人民需要，解決好燃料、動力和原材料不足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企業要把黨委領導班子整頓和建設好，把崗位責任制、考勤制度、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等制度健全起來。

4月20日至5月13日，中央召開了有7000人參加的全國工業會議。華國鋒說，”中央是下了決心的，一定要把我們的工業搞上去，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呼籲全國，不幹則已，一幹就幹到底的狠勁，一種在任何困難面前堅韌不拔的毅力。7月6日至8月5日，國務院還召開有1000多人參加的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會後迅速掀起了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熱潮。1978年4月20日，中央頒發根據鄧小平指示起草的加快工業發展的決定，堅持以責任制為核心的各項規章制度，提高企業管理水平。通過上述工作，全國生產秩序逐步走上正軌。197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3.5%，農業糧食產量突破6000億斤，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提高。經全國人民的努力，經濟形勢開始逐步好轉。

批”四人幫”和”兩個凡是”的局限

“四人幫”倒台，中央部署宣傳工作，把他們一切謬論收集起來批深批透。中央和地方的報刊，登載了大量文章，控訴”四人幫的罪行。許多地區和部門在揭批”四人幫”時還進一步批判林彪的罪行。1977年3月24日，中央軍委召開座談會，要求抓好組織整頓，把被”四人幫”顛倒的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廣大群眾要求迅速恢復遭到破壞的國民經濟，糾正文革造成的冤假錯案，要求澄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是非，要為1976年天安事件平反。胡耀邦把群眾停止批鄧的要求，托人送口信給葉劍英。陳雲也寫了書面材料給李先念，要求恢復毛澤東倡導的許多黨的好作風，呼籲讓鄧小平早日出來工作。

人民日報社記者很快將姚文元叫人歪曲天安門事件，泡製虛假報導的經過整理成材料，報送中央，說明事件的真相。然而處理這件事，不能不涉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這在當時是難以觸動的禁區。1976年10月26日華國鋒要求中宣部對”文化大革命要肯定”，還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強調這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不要去批。報刊則繼續批”四人幫”、”批鄧”和宣傳華國鋒，把群眾的注意力引導到這方面來。由於指導思想未能擺脫”左”傾錯誤的影響，批判被局限在文革和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全部肯定的範圍內，人民群眾提出許多合理要求也未能得到解決。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全國又一次自發地舉行各種紀念活動，強烈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中央注意到群眾的要求，開始著手解決天安門事件，在7月把天安門事件中拘捕的300多人全部釋放，但沒有宣佈平反。對於鄧小平問題在改善其處境時仍繼續批鄧，然而上述做法不能滿足廣大幹部的要求。《人民日報》社論還在說，”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個方針的推行，使天安門事件平又和鄧小平恢復工作問題遇到了障礙。

華國鋒要求大家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心須制止，在適當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希望大家不要在天安門這件事上再爭論。很多黨內人士表示不能贊同兩個凡是，鄧小平也寫信表示兩個凡是不行，那不是馬克思主義也不是毛澤東思想，必須準確完整地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工作。鄧小平說，兩個凡是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天安門廣場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毛澤東思想是個體系”，”要學習和運用這個體系”。鄧小平提出”準確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系，鼓舞了許多理論工作者紛紛在理論上進行了撥亂反正的研究。胡耀邦主持中央校工作後，出現了敢於探索的風氣，把給”四人幫顛倒的思想再顛倒過來。理論界出現了一個活躍的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