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視察談話和”右傾翻案”

1967年7月至8月，毛澤東到比較混亂的中南地區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沿途發表了一些談話，對某些極端的做法加以限制，使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認為有些地方好像很亂，其實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但他強調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衝突，不應勢不兩立，應該實現革命大聯合。同時，他要求正確對待幹部，指出：”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毛澤東糾正了一些”左”的措施，制止宣傳”揪軍內一小撮”的做法，提出要警惕極左的行為的”黑手”和”反革命，同意周恩來盡快穩定局勢的意見。

10月7日，中央把毛澤東視察期間的部份談話轉發，表示明年春天，”文革要結束，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脫出來”。他還列舉了鄧小平、烏蘭夫、賀龍等人。他重申，文化大革命明年春結束，不再搞了。中央連續發佈不准搶奪解放軍武器的規定，維護社會治安和社會生活秩序，並採取措施保護外國使館和僑民安全。根據毛澤東要教育、解放幹部的意見，中央分期、分批辦了學習班，讓一批幹部恢復工作，在輿論上也加強了正確對待幹部的宣傳。此時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等被隔離審查。

以上指示和措施盡管沒有觸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但對穩定局勢有一定意義。全面奪權，引發天下大亂和武鬥，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一旦極左份子受到批評和約束，廣大人民和幹部對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組產生懷疑和不滿。1967年底和1968年初，上海某些群眾張貼懷疑和批判江青、張春橋和造反派的大字報。1968年2月中旬，外交部司局級91名幹部聯名為陳毅翻案，要求陳毅回部工作。國防科委也發生兩派激烈爭論，提出”擁護以聶榮臻同志為核心的國防科委的正確領導”。這類情況不斷發生，引發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的恐慌和仇視。

3月中旬，江青在多處場合宣稱：目前全國有一股右傾翻案風。張春橋說，上海右的東西出來了；王洪文說，社會上刮起了一陣右傾翻案風；康生說，當前的危機是右傾翻案風，報上把毛澤東的一段話重複刊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這個論斷一下子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反擊右傾翻案風隨之而起。林彪、江青等人製造楊成武三人事件，一方面為排斥異己，鞏固本集團勢力，另方面把矛頭指向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人，使文革再次產生反覆。

“三支兩軍”和武漢720事件

全面奪權使各黨組織和政府失去應有權威，難以工作。這種失控亂局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在無政府狀態下，既要實現奪權，又必須制止武鬥，維持起碼生產和社會秩序，於是毛澤東決定派軍隊全面介入地方工作。毛澤東指示軍隊積極支持左派的奪權鬥爭，批示大學、中學、小學高年級生實行軍訓，實現”復課鬧革命”。周恩來提議對廣東、雲南、江蘇實行軍訓，得到毛澤東批准。周恩來在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宣佈陷於癱瘓、半癱瘓的位，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單位、邊防和機密要害部門實行軍管。

據此，大批解放軍指戰員投入”三支兩軍”，直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奪權鬥爭，並且承擔起地方工農業生產的任務。”三支兩軍”的首要問題是支左，但誰是左派，解放軍對地方不熟悉，長期受傳統教育，使他們難以認同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極端行為，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使支左一開始就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三支兩軍”工作至1972年結束，參與的部隊達280萬人次。解放軍部隊和指戰員，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亂、最複雜的情況下維護了社會的穩定，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在可能的範圍內減輕了損失。

按照毛澤東的設想，上海一月奪權後，文革應可進入掃尾階段。然而，動亂既起，一時誰都難以駕馳。各地形成相互對立的派別組織，各自都以派別的觀點和利益對中央指示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權這個問題上各不相讓，甚至還動用了槍炮。毛澤東後來說這是全面內戰。各派各自選擇領導，實行大聯合和奪權、掌權。有的剛被這一派結合，片刻之間又被另一派打倒。7月間謝富治和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小組抵達武漢，違背周恩來指示，支持一派打一派，激化矛盾，被不同派別群眾帶走，形成聲勢浩大的”720事件”。

本來這是群眾對中央文革小組製造社會動亂不滿的示威，林彪、江青等人無中生有編造武漢發生反革命暴亂的謠言，要揪出和打倒軍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林彪和江青以兵變罪名加在徐向前和徐東海等老一輩革命家和軍隊領導身上，進行迫害。江青還贊成用文”攻武圍”，叫造反派不要放下武器。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在江青支持下攻打上海柴油機廠，打傷、關押數百人。康生一手煽動寧夏青銅峽流血事件，傷亡230餘人。北京在陳伯達、康生等領導下，把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拉出批鬥，肆意侮辱。謝富治、王力把公、檢、法和外交搞到一塌糊塗，給國家聲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中央領導層反動亂

文革中全面奪權，引發全國大動亂。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康生、江青捏造罪名，宣佈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組顧問陶鑄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突然將他打倒。他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對一些極端行為進行抵制，陳伯達指他為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毛澤東曾批評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是不正常現象，但還是認可了這個結果。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在政治上握有超乎尋常的特殊權力。中央文革小組王任重和軍中的劉志堅、蕭華等也先後被林彪、江青、陳伯達打倒。

1月6日，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將王光美從中南海騙出來，押到學校批鬥，經周恩來干預，王光美被放回。13日，毛澤東單獨約見劉少奇，劉少奇表示願意承擔文革中所犯錯誤的責任，希望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自己辭去領導職務，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1月中旬北京發生紅衛兵包圍衝擊中南海事件，要批鬥住在中南海內的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領導人。周恩來夜以繼日堅守在中南海，反覆批評和勸阻紅衛兵的極端行動。他將中央機關和地方首長安排在中南海內保護起來，也關心黨外人士。

無法無天的造反、奪權使領導幹部受到殘酷迫害，而且在全國引發無數武鬥和流血衝突。全國黨政機關和城鎮居民生活秩序被打亂，引發嚴重的全國動蕩局面。動亂的急劇蔓延，引起老一輩革命家的嚴重關注。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一場與中央文革的尖銳衝突一觸即發。1月19日、20日，在北京京西賓館的碰頭會上，江青、康生、陳伯達指軍隊不能搞特殊化，一定要和社會一起搞運動，被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軍委副主席堅決反對。他們一致認為軍隊是國家柱石，軍隊不能亂，三人拍台而起怒斥江青。

1月22日毛澤東贊同軍隊應保持穩定，徐向前要求制定穩定軍隊的文件，獲葉劍英、周恩來等同意，由毛澤東批准下達。然而這個文件已無法扭轉天下大亂的局面。2月上旬，在中南海懷仁堂再次爆發了老一輩革命家揭露和抨擊中央文革小組亂軍亂黨的鬥爭。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了陳伯達和江青。聶榮臻也說，殘酷迫害老幹部就是不按好心。會上，陳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作了措詞尖銳的發言。在江青的策劃下，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搶先向毛澤東匯報懷仁堂會議，指他們否定文化大革命，使局面出現逆轉。此時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給陰謀份子有機可乘，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去。

全面奪權 天下大亂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的”一月奪權”，導致全國性的全面奪權。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把持下，對劉少奇的”審查報告”，造成了中共黨史罕見的冤案。1966年11月初，王洪文等人籌劃成立”工總司”，”集中目標攻上海市委”。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回上海，要”工總司”奪取上海市委領導權，發出通令公開宣佈上海市委、市政府停止辦公，由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操縱。毛澤東高度評價上海”一月奪權”。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賀電肯定。

2月5日，在張春橋等人的指使下，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北京造反派也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不久毛澤東對張春橋、姚文元說：還是不要改名，不要叫公社，現在的臨時機構叫革命委員會好。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此後經奪權產生各級政權和政府事業單位乃至企業領導機構均統一定名為革命委員會。”一月奪權”拉開了全國範圍”打倒一切”、”全面奪權的序幕。參加奪權的成份越來越複雜，內部矛盾越來越尖銳。隨著全面奪權，無政府主義急劇膨脹，全國動亂迅速升級。

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人民日報》很快予以報導，發表社論讚揚。五花八門的造反組織爭相佔領報社，衝擊電台，為所欲為，發生激烈衝突。按毛澤東的意見，中央在奪權中要實現”大聯合”，要正確對待幹部，但在如此嚴重的動亂局面，指示很難起到多少作用。許多地方的奪權，實際上造反派之間的”搶權”和”爭權”，造成了各派之間的武鬥，打、砸、搶、抄、抓，橫行無忌。全國各地小山頭迭起，派別林立，出現無政府主義狂潮和混亂。領導機關和各級組織普遍陷於癱瘓，領導幹部被揪鬥，黨紀國法全部失效。

一些野心份子、冒險家、投機份子及社會渣滓，趁機不受約束，濫施破壞。這些人成為林彪、江青等野心家製造動亂所依靠的社會基礎。許多原本出於對毛澤東信賴被捲入運動的人，並不贊成無情打擊，經不同途徑覺醒，紛紛離開造反派，變成”逍遙派”，有些人甚至為此付出了代價。各地出現反覆奪權多次的情況，對生活造成嚴重的破壞和損失。許多黨內資深領導都失去了發言權，雖然周恩來尚在位，但他力挽狂瀾，能起的作用也很有限。張春橋提出文革就是要奪權，所有的權都要奪，使理性的主張處於被壓制的地位。

文革擴大到經濟領域的總結

周思來於1966年9月8日主持制定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毛澤東批示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要求工農業和科研及經濟工作不能因文革停產。周恩來一再強調，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可是10月後批判開始擴展到經濟領域，嚴重干擾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11月初，上海一些工廠造反派籌建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中共市委根據周恩來和陶鑄以及中央不成立跨行業工人組織的規定，沒有承認”工總司”。11月10日王洪文組織2000人上京請願，煽動工人臥軌，製造安亭事件，獲張春橋支持。不久，毛澤東同意了張春橋的處理意見，開了工人串連造反，停產鬧革命的先例。

毛澤東不是不要生產，而是主張通過革命去促進生產，但事與願違，對生產造成嚴重破壞。中共黨內高層對企業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一直存在嚴重分歧，安亭事件後，釀成一場激烈的鬥爭。為此，周恩來召開工業交通座談會。會上，陶鑄、谷牧、余秋里對企業受到衝擊深感憂慮，紛紛批評中央文革小組，贊同周恩來運動只能在業餘時間和黨委領導下進行，與會領導對社會動亂和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主張激烈反駁，說到最後都站起來，群情洶湧。然而這些意見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干預下被壓制下去。工交座談會後，中央文革小組的極左觀點被確立，經濟工作的正常運作已經十分困難。

這場運動的目的引起在外串連的幹部群眾和紅衛兵的懷疑，對所見所聞的混亂局面感到困惑。有人在街頭貼出大字報，”向中央文革質疑”和”向江青同志質疑”。一些工礦企業老員工和勞動模範及幹部自發組織起來，抵制擾亂生產秩序的造反行為。11月13日和29日，中央軍委在幾位副主席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批評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極端做法。他們對打擊面太寬、太大表示擔憂，呼籲解放軍不能亂。可是下久卻被江青指責為”鎮壓群眾，並作為”十一月黑風”加以批判。

到1966年底，經過七個月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終於難以阻擋，破壞性極大的運動隨之發展。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和新中國締造者，對鞏固艱難建立起來的政權關注，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和防止修正主義，一直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支持。但他在人民掌權的情況下用天下大亂去達成天下大治的方式，嚴重脫離了中國的實際 。他把不同意見，特別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同意見作為走資派和修正主義來批判和打倒，顯然出現迷誤。毛澤東在建設新中國和社會主義中享有崇高威望，然而日益發展起來的專斷和個人崇拜使抵制他的左傾錯誤非常困難。在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的利用下，災難終難避免。

紅衛兵大串連和惡果

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在毛澤東支持下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毛澤東支持紅衛兵運動，為消除文革阻力，也考慮防止和平演變，使美國國務卿寄望中國下一代演變的預言難以實現。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身穿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向手持《毛主席語錄》和高唱《造反有理》的紅衛兵揮手致意，表示支持。北京學生率先衝出校門，上街破四舊。他們出於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熱愛和對革命理想的追求，投入造反行列。他們幼稚狂熱，單純又盲從，沒受基本法制教育和法律意識，在”造反有理”的號召下，以簡單、粗暴、橫蠻的行動打擊他們認定的”牛鬼蛇神”，為街道、商店、醫院易名。

出身成份不好的學生被迫害，街頭巷尾發生抄家、打人、砸文物、剪長髮等嚴重違法行為。破”四舊”行動，得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費肯定和讚賞。紅衛兵運動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地，很多遺存千百年的文物、古蹟遭到破壞，造成空前浩劫。很多享有很高名望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宗教界人士的住所被抄掠。中央發出組織外地師生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從8月18日到11月，毛澤東共計8次接見來自各地的紅衛兵，人數達1100萬，使個人崇拜，懷疑一切，炮打一切的左傾思潮泛濫。周恩來、陶鑄等努力把運動納入黨組織領導，要求紅衛兵注意政策，不搞武鬥，不影響生產。

毛澤東在8月29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強調，”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社會上鬥批改，要文鬥，不要武鬥。”周恩來經毛澤東批准，明確提出工農業生產堅持黨的領導，堅守崗位，完成生產，紅衛兵不要到工廠農村串連。但林彪為消除中高層對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對劉少奇、鄧小平發動無限上綱的批判，向持有抵觸情緒的領導幹部施壓，號召踢開黨委鬧革命，促使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陳伯達、林彪宣稱革命運動是合理的，並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劉、鄧被迫作出書面檢查。毛澤東對兩人的檢查表示認可，說他們犯錯有原因，不要把批劉大字報貼到街上。毛澤東當時估計文革可很快結束。

群眾一經發動，時間、範圍和方法難以控制。林彪、陳伯達批劉、鄧講話被大量印發，更多造反派加入，成份越來越複雜。被工作組抑制的造反派頭頭，成為造反組織負責人。對社會現狀不滿，對幹部官僚作風和特殊化、對工作狀況和待遇不滿的人和臨時工以為加入造反組織，可轉正和提高待遇，甚至在反右傾中受過批判的人借造反要求平反。文革前累積下來的矛盾，畸形地爆發出來。江青陳伯達授意北京大學聶元梓貼鄧小平大字報，讓中央到地方黨委癱瘓。康生誣陷劉少奇，大批領導幹部受屈，身陷囹圄。

天下大亂和”十六條”出台

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組處理亂鬥的辦法，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卻加劇了同造反派的對立。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分歧日趨尖銳。在陳伯達、江青、康生等的挑動下，學生轟走工作組事件不斷增多。中央文革小組建議全國大中學校、機關單位成立文化革命小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中，有人提出撤消工作組，遭到劉少奇和鄧小平等多數人的反對，陳伯達等人的意見被否決。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聽了康生、陳伯達等人的匯報，對運動進展表示不滿，說”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他指工作組阻礙運動。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對中央派工作組一事承擔了責任，撤出工作組。這使文化大革命進一步削弱了黨對運動的領導，導致全國出現”天下大亂”的局面。中央一些主要領導人和廣大師生、教師對這場運動不理解，對混亂局面的憂慮不斷增加。毛澤東認為，要破除阻力，才能使這場運動深入、廣泛展開，需要對”文化大革命”進一步發動。1966年8月1日，毛澤東主持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原定為期五天。會議開始後改變議程，會期延長為12天。會議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覆信和革命造反的大字報。學生自發集會，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

清華附中的大字報聲稱”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份之一百的修正主義”，”我們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來一場大搏鬥、大廝殺”，把舊世界打個翻天覆地”。毛澤東讚揚這些大字報，要求大家對類似的大字報要給予支持。在以後兩天的會議中，中央各部委及省委領導人紛紛檢討自己跟不上形勢，”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流露出對運動的困惑和對動亂局面的不安。8月7日，會議印發了毛澤東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工作組壓制不同意見，滅無產階級志氣。此後，會議指向中央主持日常工作劉少奇和鄧小平。最後林彪被召回來，發表殺氣騰騰講話。

林彪說，”這次要罷一批人的官”，”組織上有個全面的調整。”十六條”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大鳴大放，不怕出亂子”。根據毛澤東提議，全會臨時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政治局常委由7人擴大為11人，排名依次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林彪躍居第二位，原來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集體不復存在。中央領導層對如此重大的變動感到震驚。毛澤東被稱為天才地發展了馬克斯主義，使”左”的錯誤佔了主導地位。

文革發動和派工作組的分歧

中央正治局擴大會議於1966年5月4-26日在北京召開，議程由毛澤東確定，但會議期間毛澤東卻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由康生向毛澤東匯報。林彪在發言中誣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是反黨集團，要搞反革命政變。會議決定停止他們的職務，並於5月16日發出通知，經毛澤東七次修改，對彭真”二月提綱”作了全面批判，指他們掩蓋學術批判的政治性質，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通知還說，這些人正受信用，被培養成我們的接班人，如赫魯曉夫一樣，是睡在身邊的野心家。通知帶有嚴重的錯誤論斷，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依據，認為領導層已出了”修正主義”。

5月18日，林彪作長篇講話，說近幾個月要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羅列了古今中外政變事例，危言聳聽說，”可能要發生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林彪還竭力鼓吹個人崇拜，說毛主席一百多歲都是最高領袖，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他的講話造成極度緊張的氣氛，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中央在彭真落台後重設文革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副組長為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逐步不受中央政治局的約束。

江青和康生等人將通知內容散播到社會上去，報紙大批判的勢頭越來越凶猛。鄧拓、吳含、廖沫沙分別在《北京晚報》發表的雜文，廣徵博引，知識性強，委婉批評”左”傾錯誤的文章深受讀者歡迎，此時卻遭受攻擊。何明在《解放軍日報》等發表短文指他們的文章都是經”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一時”大陰謀家”、”牛鬼蛇神”、”黑幫”、”毒箭”充斥報端，宣傳領域一片殺伐之聲。黨內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很難接受這種極端的做法，毛澤東因此擔心政治批判不足形成強大的衝擊力。此時正好北京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違背周恩來的規定，在校園公開貼大字報。

毛澤東指示新華社全文播發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後來被稱作”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大字報指北京大學黨委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號召把他們打倒。這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大中學校學生都起來反”修正主義”。由於毛澤東不在北京，劉少奇和鄧小平，面對群眾起哄，主張加強黨的領導，約束狂熱情緒擴散，派出工作組去做工作。毛澤東有不同意見，認為太快派工作組並不好，認為要天下大亂才能大治。此時許多教授、專家被批判為”反動學術權威”，有些學生不經工作組自行組織批鬥”黑幫”，將幹部、教師抹黑臉、戴高帽、罰跪、扭打、侮辱，工作組發現後制止，造成分歧加劇。

文藝批判導致 領導人撤職

毛澤東是中國偉人，抵抗外侮，平定內亂，建立新中國，但對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決策，後人必須引以為鑒，不能盲目掩蓋或辯護。對的錯不了，錯的也對不了，歷史必須尊重事實。作為偉人，毛澤東完全有能力去承擔歷史責任，為自己的政黨改正錯誤，走出文革陰影。烏雲始終不能永遠擋住太陽的光輝，但毛澤東同陳伯達等人1965年底在杭州的談話，認為”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揭開文革陰暗面。談話傳開以後，批判調門提高，範圍迅速擴大，許多學者、作家心情緊張，惶惶不安。《紅旗》雜誌編委關鋒、戚本禹寫了批判文章，由彭真召開文革五人小組會議，把批判控制在學術層面來討論。

五人小組定出提綱，不贊成把批判變成嚴重的政治批判，要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能像學閥一樣武斷，以勢壓人。有不同意見可保留，以後繼續討論。報送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經討論，予以認可。彭真、陸定一、康生等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也沒有表示反對。中央發文件要求各級黨委”照此執行”。江青等人對此極為不滿，不久即圍繞”二月提綱”開始一場新的、更為嚴重的鬥爭，將意識形態領域和文教部門擴大到政治和對高級領導機關的鬥爭，指他們包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江青把《海瑞罷官》的批判，變成了與”中央出修正主義”聯係起來。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國防部長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指責文化部不貫徹她文藝工作的意見，不支持她搞京劇革命，專了她的政，要解放軍支持她。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向黨委匯報會議起草的紀要，引起江青不滿，派陳伯達、張春橋參與修改。修改後，提出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這個紀要全盤否定了建國17年文藝工作的成績，進而否定一些領導人提供的理論依據。江青與林彪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在領導層展開奪權活動，指中宣部是閻王殿。

1966年3月28-30日，毛澤東在上海連續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談話，嚴厲指責”二月提綱”是錯誤的，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份子，不分是非。康生傳達了毛澤東三月的談話，關鋒、戚本禹發表了一批殺氣騰騰、羅織罪狀的文章，把這場”革命”轉向政治。楊尚昆因職責範圍內整理文件的工作，被誣陷為竊聽和把內部資料給人抄錄。林彪和妻子葉群會同吳法憲、李作鵬親筆向毛澤東寫幾份材料誣告羅瑞卿要奪取軍權。不是中央委員的葉群在中央委員會議中誣告羅瑞卿要搶林彪的班，導致了彭羅陸楊被撤職。

文革的導火線

經過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國家克服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完成了調整工作，從1966年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人民群眾滿懷信心，準備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工作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此時，亞、非、拉國家民族鬥爭和武裝革命風起雲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學生運動、反戰運動、民權運動日益高漲，左翼思潮在不少國家得到發展。越戰升級，中美處於對抗狀態，中蘇處於意識形態的激烈爭論中，中國與周邊一些國家也處於緊張狀態。這些情況都影響著國家領導人對整個世界形勢的觀察和估計。毛澤東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共產黨變成了修正主義，中國也面臨著復辟的現實危險。

毛澤東之所以採取”文化大革命”這種極端形式，是因為過去幾年的農村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都已不能解決問題，只有採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內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把所謂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才能“避免出修正主義”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歷史的原因，國家領導體制高度集中，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使黨和國家都難於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文革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利用，使國家陷入嚴重挫折和損失，給人民帶來痛苦和社會主義遭到挫折的浩劫。

國家在文化大革命艱難時刻，廣大幹部和人民也以各種形式抵制，但始終控制不了他的發展。國家雖然受到巨大損失，但廣大的科學工作者，抵住困難，為國家在尖端科學技術取得了發展，中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國家的安全。這些成就與”文化大革命”無關，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更大的成就。毛澤東出於對”修正主義”的憂慮，於1966年10月開始文革，迅速從文化、教育領域及黨政機關擴展到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導火線由批判歷史劇展開。

江青當時擔任毛澤東秘書，認為《海瑞罷官》存在嚴重的政治錯誤，多次向毛澤東說該劇在為彭德懷翻案。毛澤東初時雖不同意，但後來被說服了。江青到上海和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由寫作組姚文元執筆，除毛澤東外，背著政治局常委秘密進行。這篇文章刊登後，在學術界普遍引起反感。許多著名學者斥責姚文元陷人於不義，表示如果整吳含，所有知識份子都會寒心。中央曾有過規定，對知名人物的批判要經過批准。彭真當時為北京市市長，對副市長的文章被批判感到極不正常。姚文元的文章在十天內，北京和全國報刊未作轉載，毛澤東認為彭真是吳合後台，針插不入，由此引起了反彈。

國家在探索中的曲折原因

國家在十年建設開始時，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借鑒，比較正確地尋找到較為正確的理論觀點，以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在十年的建設上，探索和積累了適合中國國情的路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惜由於當時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又受自然災害影響，加上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發生指導方針上的嚴重失誤，使建設遭受挫折，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十年建設的最初一年多，在超額完成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礎上，繼續平穩發展。第二個五年計劃企圖以高速度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奇蹟，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不僅沒有使經濟發展像原來期望的那樣加快，反而使之遭受嚴重損失。總的來看，這十年期間，由於速度畸高畸低，起伏過大，經濟發展不穩定，某些方面是緩慢了。”大躍進”對農業生產破壞甚大，即使經過調整和恢復也難以復元。國家有限的資源被過多地投入工業，人民的生活受到擠壓。與新中國成立頭八年比，國家建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步履相當沉重。鄧小平總結說，1957年”左”的思想開始抬頭，在經濟指導方面未得到糾正，在政治方面還有所發展。中央未掌握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事與願違。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力爭實現，講求效益，要以較快的速度協調發展是必要的，但越過這個界線，追求主觀臆想，盲目冒進的高速，那就是錯誤，並且造成嚴重損失。社會主義會有階級鬥爭問題，警惕和平演變和政權被顛覆是必要和正確的，但把人民內部矛盾看成敵我矛盾，就會把問題擴大化和絕對化，作出不符合實際的結論。把不同觀點當作資產階級意識來反對和批判，容易出現過火現象。國家領導人在這一探索時期，經歷成功與挫折、正確與失誤交替的過程。從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來看，他既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正確觀點和主張，推動了社會主義事業，但不同程度上也形成了”左”的傾向。

十年當中，”左”的思想被限制在一定範圍，在規模和性質上都不能和”文化大革命”相比，但歷史證明，兩者是相互聯係的，前者是後者的先導，不及時制止，事態必會向更嚴重的方向發展。革命戰爭需要發動群眾，建設社會也需要發動群眾，但把這些經驗教條化，把建設社會主義也當作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鬥爭來進行，容易產生問題。國家由於建設社會主義經驗不足，領導人思想又過份急進，領導制度又沒有很好建立起來，對全局性和穩定性會出問題。鄧小平提出，”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不因領導人改變而改變。”在這十年期間，國家以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勇於探索，也勇於改正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