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論戰和社會主義陣營分裂

60年代初期中國周邊環境開始惡化，國家面臨經濟困難，外敵借機施壓，攻擊中國好戰。面對複雜的嚴峻局勢，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向中央建議，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建設社會主義，迅速擺脫貧窮落後狀態。王稼祥指出，應防止美國把印度支那的戰火引向越南北方，警惕赫魯曉夫把中國推入與美國對抗的越南戰爭。他建議中國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必須堅持一貫的和平外交政策，扭轉當時已經露頭的國際鬥爭範圍不斷擴大、調門唱越高的傾向，以消除外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誤解，緩和緊張的對外關係。

不過，蘇共22大結束後，中蘇關係漸呈緊張之勢。蘇共領導人指名攻擊中共，赫魯曉夫指責中國在美蘇爆發古巴導彈危機和中印邊境衝突中採取的立場。受蘇聯的影響，在國際會議中捲入圍攻中共代表團的兄弟黨越來越多。從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國共產黨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社論形式相繼發表了6篇理論文章闡述中國共產黨對國際重大問題的看法，從當代世界的矛盾、關於戰爭與和平、關於國家與革命、關於現代修正主義、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團結等問題進行了論述。

中蘇也曾為團結作過努力，蘇共於1963年2月21日建議兩黨會談，毛澤東於兩天後會見了蘇聯駐華大使。毛澤東說，”你罵我，我罵你，老是這麼罵下去，帝國主義是高興的。….這個戰不是流血的戰，這是唇槍舌戰。不要那麼太緊張了”。中共中央決定對兄弟黨的指名攻擊暫時停止公開作答。但3月30日蘇共寫信表示，在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策略的原則性和根本問題仍將不會調和，並提出先決條件，準備作長期公開爭論的決心。此時蘇、美、英開始了禁止核武試驗談判，中蘇談判則無法取得進展而中途破裂。

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連續發表了九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文章，簡稱”九評”，全面批評蘇共的對外對內政策。文章揭露了蘇共強加於人的老子黨作風，把本國的利益凌駕於兄弟國家利益之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從理論上和歷經驗方面論述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僻與和平演變，直指赫魯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者。不久赫魯曉夫因內部問題下台，周恩來和賀龍率代表團到蘇聯慶祝十月革命47周年慶典。蘇國防部長向中國代表挑釁說，”我們搞掉了赫魯曉夫，你們也要搞掉毛澤東”。有關中蘇兩黨的論爭，事後總結，干涉別國內政，顛覆別的國家，以不平等的霸權待人都是不可行的。中國以極大的勇氣頂住了壓力，維護了國家主權和尊嚴，使全中國人民感到自豪。

中國周邊局勢惡化

50年代中期，中國推行睦鄰政策，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亞非民族獨立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中國主張國家和民族不論大小，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內政，也不輸出革命。在外交活動中，中國根據求同存異方針，與不同思想體系國家接觸，尋找共同點，廣交朋友。中國成立之時，周邊國家之間存在懸而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以邊界問題最為突出。周恩來親自領導中緬邊界的談判，獲得成功，成為中國第一個與鄰國簽訂的邊界條約，為解決類似條約樹立了典範。繼緬甸後，中國與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都簽了協定，對穩定中國的周邊具有重大戰略作用。

在解決邊界問題方面，中國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但同時也遇到一些棘手問題。中國和印度在1959年出現邊界糾紛，至1962年演變成大規模武裝衝突。中印邊界長約2000公里，歷史上從未正式劃界，英國殖民地統治者，自行背著中國政府同西藏當局自行劃了一道”麥克馬洪線”，把中國一側九萬平方公里劃入英國版圖。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印度軍隊開始向”麥克馬洪線”以南推進，至1953年佔據了大片中國領土。1954至1956年，中印兩國多次會面，印度堅持英國單方面的界線。到1957年，中國開通新疆通往西藏的公路，印度聲稱公路通過的一部份土地屬於印度，遭到中方拒絕。

印度本是中國友好鄰國，但印度無意通過和談解決邊界問題，在1959年3月西藏上層發動叛亂不久，印度正式向中國提出大片領土要求。印度武裝人員深入中國領土挑釁，中印之間發生了第一次武裝衝突。毛澤東提議雙方部隊各自從實際控制區後撤20公里，遭到印度拒絕。1962年中，印軍不斷蠶食中國領土，在中國管轄區建立了43個據點和24個哨所。中印邊界兩軍對峙，犬牙交錯，大規模衝突一觸即發。1962年10月，尼赫魯下令把中國軍隊從塔格拉山脊清除掉。在印軍發動武裝進攻後，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果斷出擊，一舉掃除印軍在中國建立的全部據點，全殲印軍，並於次日宣佈部隊全線停火。

此時，美國介入越南戰爭、蘇聯也在新疆邊境挑起糾紛，中國周邊環境開始趨於惡化。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反美國支持的吳庭艷政權。美國總統肯尼迪下令派400名特種部隊和100名軍事顧問進入越南，開展特種戰爭，直指越南民主共和國，間接針對中國。1962年蘇聯策動6萬居民越境前往蘇聯，由於有蘇聯領事館捲入，導致這一地區的領事關係中斷。此外，台灣蔣介石以為有機可乘，著手反攻大陸。196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準備粉碎國民黨軍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指示，局勢相當嚴峻。

中蘇關係惡化的來由

50年代中期，中蘇之間出現分歧。1957年莫斯科會議，雙方都作了一定的讓步，維持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原有格局，但到1958年又出現分歧，但雙方都小心翼翼地遮蓋著。1958年4月，蘇聯國防部向中國提出，為方便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潛艇，希望中蘇共同出資，在中國境內建一座大功率長波電台。毛澤東批示同意全部出資，蘇聯出技術，中蘇共用。但蘇聯堅持共同建設，共同管理，共同所有。中國則明確表示，電台由中方負責建設，屬權應歸中國，建成後可兩國共用。雙方在所有權上有很大分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蘇聯向中國提出建立共同潛艇艦隊的問題。當時中國正著手加強海軍建設，要求蘇聯給予技術上的援助，赫魯曉夫則建議中蘇兩國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以對付共同的敵人美國，但當即遭到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的拒絕。毛澤東的立場就是建長波電台和艦隊涉及中國主權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要講政治條件，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看到中國領導人在主權問題上的敏感態度後，赫魯曉夫趕到北京會談，同意提供貨款，由中國自己建設，雙方有所諒解。中蘇兩國國防部長簽署了訂購設備和聘請專家合約。後因蘇聯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中國自行完成這一長波電台的建設。

1958年8月23日，中國開始炮轟金門，赫魯曉夫訪中國時雙方沒有討論過此事，蘇聯不知底細，著駐華使館了解。周恩來解釋台海形勢，並說明是為懲罰國民黨部隊，阻止美國搞兩個中國，請蘇聯放心，中國會自己承擔後果，不會拖蘇聯落水。實際上蘇聯對炮轟行動不滿，主要怕引起美蘇衝突。1959年，中蘇分歧進一步擴大。蘇聯借同美國等西方國家談判禁止核試驗，中斷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有關資料等項目。此時中印邊境發生衝突，赫魯曉夫正準備訪美，擔心國際局勢復雜化，不支持中國自衛反擊的立場。同年9月，蘇聯同印度在莫斯科簽訂協議印度提供貸款，印證了中蘇兩國的分歧。

9月底，赫魯曉夫訪美後抵北京，宣傳蘇美和解的”戴維營精神”，圖向中國施壓，不要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中國領導人據理予以駁斥，會談不歡而散。中蘇分歧已從最初的意識形態領域擴展到現實的國家利益範圍。1960年4月，在紀念列寧90周年誕辰時，中共理論刊物《紅旗》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文章並編成小冊子，系統地論述戰爭與和平、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等一系列重要觀點，拉開了中蘇論戰的序幕。赫魯曉夫也借兄弟黨各種會議向中國施壓，採取惡化兩黨關係的嚴重步驟。此時，蘇聯撤走1390名專家，撕毀數百個合同。中國抵住了極大的壓力，”決心用自己雙手的勞動來彌補這個損失”。

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

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中期，中國在外交上要面對國際上許多不確定因素，影響著中國政治和經濟發展。那時，國際形勢發展充滿動蕩和曲折，中國處於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相對抗的地位。1955年5月13日，周恩來提出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構想，準備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避免使用武力。中國取消禁止美國記者進入中國的禁令，在大使級會談中恢復兩國間的貿易，促進中美人民往來和開展文化交流。但美國卻加強對台軍事援助，加緊製造兩個中國。1957年更派譴鬥牛士導彈部隊進駐台灣，騷擾大陸。

台灣蔣介石決心反攻大陸，把1/3兵力佈置於金門、馬祖和沿海島嶼。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聲稱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新中國入聯合國，繼續對中國進行封鎖。這時中東地區革命風起雲湧，黎巴嫩人民起義，要求親西方的夏蒙政權下台，伊拉克要推翻親美的費薩爾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國。美國派兵登陸貝魯達，英軍也進入約旦，台灣以中東地區局勢緊張，在大陸沿海進行偵察和軍事演習。美國命令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備戰。毛澤東際此時刻下令炮轟金門，懲罰國民黨軍，牽制中東美軍，引起世界關注。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時30分，福建前線部隊向金門守軍猛烈炮擊，歷時兩個多小時，發射炮彈2.92萬發，一舉擊斃擊傷國民黨中將以下官兵600人。次日，又組織炮兵和海軍艦艇，重創”中海號”，擊沉”台生號”。同時宣佈所有外國飛機艦艇不得進入中國水域和領空12浬範圍以內，為中國海洋權益定下規矩。福建炮擊進行了4次大打、83次中小打和上千次零星炮擊，使美國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陳毅發表聲明，”台灣海峽地區的緊張局勢完全是美帝國主義對我國侵略造成的”，炮擊金門是內戰，中美之間沒有打仗，根本無需和美國談停戰。杜勒斯答記者問時，宣稱對金門不承擔使用部隊的義務。

美國企圖放棄金門、馬祖，換取中共承認其霸佔台灣，但毛澤東和蔣介石有共同點，都反對兩個中國。彭德懷以國防部長名義發表了兩份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國共兩黨談判，以和平形式解決內部爭端。福建前線宣佈逢雙日不打炮，讓金門獲得補給，從軍事形式的鬥爭轉化為政治方式為主的鬥爭。當年12月，美國宣佈自台灣地區撤出部份海空權。中共向台灣放言，台灣回歸祖國除外交需要統一外，台灣可保有軍隊，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中美大使級談判在隆隆炮聲中恢復。毛澤東當時估計形勢不是熱戰破裂，不是和平共處，而是冷戰共處，而這種僵局一直要延續多年。

少數民族自治和經濟發展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中，國家的民族政策取得了重要發展。廣西藏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的建立，是這一時期堅持實行的區域民族政策，以實現政治平等，讓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的實踐。周恩來強調，政策為幫助少數民族共同發展，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這個制度，促進了民族之間的團結和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得到各族人民的擁護。民族自治制度的實行，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通過政治協商，達成的共識，是中國各族人民的創舉。

少數民族區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經過了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的發展過程。在改造的過程中充份考慮了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雖然在經濟建設上受急於求成的”左”的思想影響造成挫折，但在1962年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對發生的嚴重錯誤和缺點給予糾正。自治區內關顧少數民族經濟特點、文化形式、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強調放手讓少數民族人民和幹部自己去管。實踐證明，尊重少數民族特點和選擇，在民族平等團結的基礎上走共同繁榮、共同進步的道路，才是社會主義社會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原則。

經過不同類型的穩妥社會改革，少數民族分別從原始公社制度、奴隸制度、封建農奴制度、封建地主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少數民族經濟發生了大變化。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生活非常貧苦，文化教育處在極端不發達狀態。經過”一五”和”二五”計劃及三年經濟調整期，特別是在1964年以後，國家投資建設三線的過程中，少數民族地區得到更多實惠。當時內地許多技術先進和設施完備的企業都搬到少數民族地區，大量技術人才的進入，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繁榮。在民族平等共進的政策下，人民素質得到提高。

舊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信息閉塞、文盲充斥、疫病流行、人口凋零，遠離現代文明。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支持少數民族繼承和發揚自己優秀的文化傳統，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進行少數民族文化建設。政府在城市設立民族學院，為少數民族培養和訓練大批幹部和專業人才，設立民族教育的管理部門。到1965年全國少數民族學生達到21870人，中學生達37萬人，小學生達521萬人，比50年代多了5-9倍。全國少數民族地區醫護人員增加到156889人，解決了醫病靠土方甚至求神問卜的落後方式。少數民族在共產黨的帶領下獲得了新生，出現了蛙王穆祥雄打破世界男子百米蛙泳紀錄等，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貢獻。

西藏民主改革

西藏封建農奴主階級殘酷的黑暗統治社推翻，改變了封建領主的土地所有制，變革上層僧侶貴族專政的”政教合一”制度，成為歷史必然。舊西藏社會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從公元10世紀開始，延續了1000多年。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領主，組成農奴主階級對廣大農奴實行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約佔人口5%的農奴主佔有幾乎全部的土地和農奴和奴隸。農民勞動收入的一半或70%被農奴主剝削而去。由於農奴制的實施，社會生產力低下，自然經濟佔絕對優勢，文化教育全為寺院和貴族壟斷，文盲佔95%以上。

西藏上層集團發動武裝叛亂後，藏族人民要求推翻封建農奴制度的願望爆發出來，實行民主改革勢不可擋。正如毛澤東所預見的，反動份子的叛亂，使西藏問題有了早日解決的可能。1959年3月22日，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不達中央平息叛亂指示說，”西藏地方政府已經撕毀十七條協議，背叛祖國，發動西藏全面暴亂”，”中央原來決定六年不變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繼續執行下去”。”中央認為在這次平息叛亂的戰爭中，必須同時堅決地放手發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以便徹底解放藏族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中央採取邊打邊改的方法，完成全區的改革。按照中央所確定的方針，共產黨帶領藏族群眾，完成西藏地區的民主改革。中央政府下令解散壓迫西藏人民的噶廈政權及其所屬的軍隊、法庭和監獄，廢除舊西藏法典及刑罰。緊接著有計劃、有步驟地在農區實行徹底廢除農奴。對參與叛亂的農奴主實行”誰種誰收”政策，對未參與叛變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實行減息，按月息一分計算。”三反雙減”運動，用人民的力量打破農奴身上的枷鎖，在政治上和物質上，讓群眾獲得利益，廣受人民的擁護。1960年10月，中央決定對獲得土地的農民頒發土地證，以確定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西藏牧區的民主改革，同農區有所區別，實行不鬥爭、不分配，採取了一種寬鬆和靈活的政策，進行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及牧主和牧工兩利的民主改革，贏得廣大農民的擁護，使牧區生產力得到促進。1961年創了西藏牧區有史以來1161萬頭牲畜的紀錄。中央同時對寺院進行了民主改革，整頓長期實行的政教合一的領主專政。寺院是叛亂份子的巢穴，在平亂的基礎上，徹底清查反革命組織，沒收叛亂僧侶的土地，廢除壽院特權，組織沒有參與叛亂的貧苦僧侶和宗教界愛國守法人士加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執行宗教自由政策。從1959到1961年的努力和浴血奮戰，在古老的西藏實現了民主改革。

平定西藏上層叛亂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撕毀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悍然發動全面武裝叛亂。這次叛亂受到敵視中國的外國勢力支持和教唆，有預謀、有組織地製造事件。1950年，達賴喇嘛經師、攝政王為美國代理人，取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外國勢力的聯係， 12月即出走亞東伺機出逃。1952年，中央和西藏簽定協議不久，西藏上層統治集團，暗中鼓動，支持叛亂者組織的”人民會議”的活動，提出修改協定，要人民解放軍撤出西藏。1956年，在西藏上層的蠱惑下策劃武裝騷動。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宣告成立，進行民主改革。對於土地改革，籌委會決定由地方領導人和西藏人民協商，在條件成熟時採取自上而下的和平協商辦法進行。但是，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密謀行動，從布達拉宮軍械庫秘密發給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各種槍支5000餘枝，並密示三大寺喇嘛反對改革，保護寺廟特權，維護西藏地位。7月20日，昌都江達地區頭人發動叛亂，在川藏公路沿線進行搶劫破壞，殘殺地方工作人員，開始西藏地區的局部叛亂。中央此時對上層還在耐心做說服工作。

中央指示，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進行，但要在地方政府和人民協商認可的情況下進行，中央不加強迫。這個決定就為減少上層對民主改革的擔憂，獲得上、中層愛國人士的擁護。但上層統治集團未改變民族分裂主義立場，提出永不改革，陰謀策劃叛亂，妄圖實現西藏獨立，把西藏從祖國分裂出去。1957年起，叛亂活動逞日趨擴大之勢，叛亂份子以”保衛宗教”為幌子，提出西藏獨立。叛亂份子武裝襲擊解放軍兵站，襲掠道班，伏擊車輛，炸毀橋樑，截斷公的，圍攻黨政機關駐地，燒殺搶掠，造成無辜群眾傷亡。

到1958年底全區武裝叛亂份子已發展到2.3萬人。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決定同中央分裂，背叛祖國，發動全面武裝叛亂，下達命令，凡18歲以上，至60歲的男性，必須自帶武器趕來拉薩，以獲取西藏獨立勝利。3月17日夜間，達賴喇嘛簽署一份給武裝份子的”執照”，聲稱西藏過去是獨立國家，鼓動叛匪頑抗。毛澤東鑒於西藏上層發動全面武裝叛亂，中央軍委作出平亂決定。3月20日上午10時，人民解放軍發起反擊，僅用兩天時間粉碎了拉薩叛亂，斃、傷、俘5300人，繳獲武器彈藥。到1961年底，殲滅西藏境內殘餘叛亂武裝，取得平亂勝利。達賴在外逃過程中，未受到解放軍阻截，做到仁至義盡，送他一程。

調整知識份子政策和生產責任制探索

1961年制定和試行科學、教育條例，起草文藝條例，逐步端正知識份子工作方向，調動了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工業七十條”重申企業中技術人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但畢竟沒有包括教育、科學、文藝界在內的整個知識份子隊伍。1961年10月，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廣東舉行高級知識份子座談會，建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個名稱不用。1962年春，廣州舉行國家科委的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和文化部的全國話劇、歌劇和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對工作中”左”的傾向進行批評，與會成員要求為知識份子脫掉階級之帽。

周恩來在北京了解到會議反映的情況，當即和陳毅飛到廣州，明確肯定知識份子是人民的知識份子，和陶鑄、聶榮臻等討論知識份子的階級屬性。周恩來指出，共產黨要信任、幫助和改善同知識份子的關係。知識份子作為革命同盟，是人民一份子。陳毅說，應為知識份子脫掉”資產階級之帽，加上”勞動人民知識份子”之冕。會後，知識份子熱情高漲，在中共中央領導下，著手制定國家第二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1963年12月2日，國務院正式批准這個規劃。但中央內部有不少人不同意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的講話甚至明確反對，造成了後來對知識份子以及文化、教育政策出現重大反覆。

國家調整工作步步深入，得到群眾的擁護。人們尋找多種途徑來渡過難關，包括推行各種生產責任制。這是農村對生產力水平和生產管理方式的探索。有些地方實行”責任田”試驗，發現包產對產量比較有保證，指標有所提高，社員出工率大大上升，田間管理明顯加強。凡實行包產到戶的，效果大都較好，很受農民和幹部歡迎。對於實行包產到戶，也是黨內一開始就有不同看法。開始時毛澤東同意試驗，但不久聽了曾希聖的意見，就表明了否定態度，認為不符社會主義原則。不過農民認為那是克服平均主義，按勞分配的好方法，因此還悄悄地維持”責任田”。

1962年上半年，包產到戶未被制止，反倒顯出它的生命力。中央一些領導人下去調查研究，也持支持的正面態度。中央和毛澤東看了調查報告後認為可允許社員在一定範圍內有些”小自由、小私有”，以調動農民積極性和責任心。在這個問題上，劉少奇和田家英開始時持反對意見，後來經過實際調研，也表示同意。鄧小平當時提出，生產方式採取那種方式，就看那種對恢復和發展生產有利，”不合法的使他合法起來”。他說，”黃貓、黑瞄，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在克服困難上，大家都在積極思考社會主義建設的若干同題。盡管想法不成熟，認識不盡一致，但這畢竟是對探索的深入思考。

全面調整的決策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工作會議，各地領導人共七千多人出席，目的為進一步總結1958年”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戰勝嚴重的困難。全國已連續三年消費量持續下降，人民生活處於建國以來最困難時期。面對經濟調整，有人思想轉不過彎來，思想認識存在疑問和分歧，有人信心不足怨天尤人，有些則怕被說成否定”三面紅旗”，打成”右傾”，躊躇不前。劉少奇代中央起草了書面報告，毛澤東提議直接印發大會徵求修改意見，經過討論，成為大會正式文件，系統地總結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

對於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作了總結，主要就是工農業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戰線過長，使國民經濟出現嚴重比例失調。人民公社混淆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於過渡，違反按勞分配等價交換原則，犯了平均主義錯誤。同時，不適當地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系，權力下放過多，滋長了分散主義傾向。同時在經驗不足之外，不少領導不夠謙虛謹慎，背離了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削弱了民主集中原則，妨礙了及時發現問題，盡早糾正錯誤的時機。中央和全國一把手都要擔起責任。

分析指出，造成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有自然災害的影響，但很大程度上還是出於工作作風上的缺點，屬”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會上大家都說出了心裡話，由於大會快將結束，很多人還沒有把心中話說透，毛澤東決定把會議延長，讓參會人員在北京過春節。毛澤東強調，不論黨內外，都要有充份的民主生活，讓群眾講話。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毛澤東警告說，當了第一書記，對錯誤要擔起責任，不能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這是失敗的態度。

中央很多領導人都作了講話，指出在強調反右，帽子很多時，很多人不能抵住壓力，不敢反映真實情況，說了假話，不能歸結為沒有經驗。很多人作了懇切道歉，真誠自我批評，洋溢著幾年來少見的寬鬆氣氛。1962年，國民經濟逐步走出困難的”谷底”，調整貨幣發行過多，商品不足，物價上漲等問題。周恩來在聽了陳雲的意見後寫了對聯說，”先抓吃穿用，實現農輕重”，橫批寫上”綜合平衡”。1962年5月會議後，全國按照毛澤東要用一百年來建設社會主義的設想，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部署和大刀闊斧的調整。

制定科學、教育、文藝政策的工作條例

在調整經濟工作的同時，也開始調整科學、教育、文藝方面因政治運動而擔誤了的工作和創作活動。科學、教育、文藝上的瞎指揮和浮誇風，打亂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使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受到挫傷。1960年冬，聶榮臻主持了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對科學家、幹部和科研機構進行調查，於1961年6月頒佈了”科學十四條”，於7月6日試行。教育部也草擬學校工作條例邀高校負責人和教授徵求意見。中央書記處和鄧小平主持了”高教六十條”的制定。教育部根據中央的指示，制定了”中教五十條”和”小教五十條”。

周恩來和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全國文聯做了調查研究工作，在1961年6月召開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和電影故事片創作會議，檢查文藝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周恩來在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指出，”幾年來有一種做法，別人的刻說出來就給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我們要造成民主風氣，要改變文藝界的作風，首先要改變幹部的作風”。中宣部起草了”文藝十條”，隨後修改成”文藝八條”報中央批轉全國執行。中心問題是調整共產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穩定工作秩序，調動知識份子的積極性。

中央在批轉”科學十四條”時指出，有些單位在對待知識份子問題上有一些片面的認識，簡單暴的現象有所滋長，必須引起嚴重的注意。….凡是批判對的，當然仍須肯定。凡是批判錯了，或者有一部份錯了的，都要甄別事實，分清是非，糾正錯誤，….以利於解除思想疙瘩，發揚民主，增強團結”。這些條例的制定和實施對科學和藝術工作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利。條例認為，在自然科學學術和各種不同學派和不同學術見解四由探討、自由辯論、自由競賽。在哲學和社會科學則必須繼承歷史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在探討各種學術問題必須允許不同見解自由討論，在文藝創作上自由選擇題材。

條例明確規定了科學機構的任務就是出成果，出人才，必須保論科研工作的穩定性；高等學校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必須培養各種專才，以教學為主，學生以學習為主，努力提高教學質量；文藝為政治服務不能理解太狹隘，必須有助培養和提高人民的社會主義思想覺悟道德品質，擴大人民的眼界，並使人們獲得藝術享受和娛樂。這些條例的制定防止了事無巨細包辦代替和獨斷專行的作風。中央宣傳部和教育部特別抓大學文科教材的建設，集中一大批專家教授，對文科七類專業：戲劇、音樂、整影美術等教材進行修訂，進行了大規模的編選高校文科教材，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屬第一次。這些條例的實施，做知識份子複雜的情緒得到緩解。

逐步調整農業和工業政策

中央發出《緊急指示信》及糾錯措施，一些地方走過場，有些被生產隊卡住，到不了群眾手裡；一些幹部檢強迫命令和特殊化風不認真，糾正起來也不得力。中央要求，公社化以後平調的財物必須退賠。在嚴格的要求下，1961年共支付農民退賠款18.5億元。同時調整收購價格，使農民增收30億元。此時毛澤東南巡，感到《緊急指示信》還沒有多決大隊及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於1961年在廣州會議上起草了”農業六十條”，處理農村的思想和政策。草案引起群眾熱到反響，引出了”出工不出力”等問題的討論。

社員對公共食堂浪費柴火，吃飯不方便，成了發展生產的一個障礙和心中的疙瘩，很有意見。調查組向毛澤東報告了這種情況。毛澤東同意他們就地作解散食堂的試點。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都感到公共食堂違背了社員的意願，必須糾正。中央最後在草案中取消了供給制，規定：”在生產隊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這個決定，受到了群眾的歡迎。隨著”農業六十條”的貫徹實行，公社的核算問題也有了反映。多數與會者認為基本核算單位應下放到生產隊，以克服平均主義問題。

平均主義嚴重地束縛著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糾正農村突出的若干錯誤，對調動農民積極性、恢復和發展生產發揮了積極作用。與此同時，在商業方面也進行調整，工業也提出”工業七十條”，以放緩過急的速度，降低過高的指標。鋼鐵、基本建設，也在一步一步地降低指標，但總的來說只是小幅調整，還沒有調到實際可行的”底線”。在周恩來的督促下，經濟和計劃部門重新查清了實際產量的底數，針對問題的困難癥結，討論了計劃執行情況，和對1962年計劃數字進行控制。中央決定要退夠，迅速扭轉被動局面。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在廬山舉行工作會議，討論工業問題。周思來強調：指標要堅決退夠，決心退下來整頓。鄧小平指出，調整是為了保農業，保輕工業，兼顧國防，縮短戰線。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強調已經喪失了一年多時機，不能再猶豫，必須當機立斷，堅決退下來。根據這種精神，嚴重被動的局面，有了較大的調整。”大躍進”帶來的許多問題，浪費、管理混亂、平均主義等問題，鄧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領導人合力進行整頓。”工業七十條”在廬山會議後發佈實施，受到職工和幹部的歡迎，工業開始理出頭緒，獲得充實和提高，出現了新的氣象。

一帶一路中小企有何機遇

海上絲綢之路和中國鄰國的經濟帶發展對香港中小企有何好處？人們都認為建高鐵，築公路，搞基建與中小企毫不相干，有何機遇可談。他們知道是好事，但看來好像興中小企無關。我製衣、開餐館、生產小商品，賣花，賣禮物，開工廠，一帶一路和我的關係不大。可是香港的優越經營模式，香港經驗卻是這些發展中國家非常寶貴的借鑒。香港品牌優越的口俾，是一帶一路沿途國家發展的階模，值得香港年青人發揮創意，為自己的前途開闢道路。同時一帶一路有龐大的基建在進行，本身就為中小企提供了機會。

基建與不同服務同時存在。在建設尚未開始，香港有些公司已同經濟帶地區和國家簽定合作協議。有些做LNG業務的公司開始佈署，在一帶一路計劃建加氣站，推廣無污染液化天然氣長途重型運輸車，讓新絲綢之路無污染；有做污水處理的企業為新城鎮污水治理佈局；有做通訊網絡的公司擬定投資項目計劃。總之，不少中小企都在規劃構思之中。計劃和理想永遠留給有準備的年青人，懂得跟著國家規劃走的人，永遠快人一步，捷足先登。香港優越的環境和條件都是年青人的助力，和國家共進才有前途。

中小企要有活力，要有年青骨幹作為支撐。理念要新，行動要快，思維要正確，要有合作共贏的思維，否則走不遠，做不大。做生意切忌靠騙靠詐，不講誠信，丟自己臉也丟祖宗的臉。特別出外做生意，別丟盡中國人的臉面。講品質，講信譽，中小企就可走遍世界，贏盡商譽，不怕無生意可做。年青人做生意不要去騙人，也不要被人騙，要和各行業協會抱團，互相照應，就可以集體的力量，贏盡天下人心。中小企發展得好，讓人讚美、欣賞，香港就因而更受人尊重。無論在外在內都要保護香港信譽不受污染。

機會自己把握，做人也要自我修煉。勤奮努力，品行端莊才能獲得人家的尊重。中小企的創業者必須知道業精於勤，業達於誠。沒有誠信走不遠。切忌粗口爛舌，不講誠信，自以為是。中小企領頭人必須知道入鄉隨俗，懂得尊重他人，不要學香港反對派死牛一邊頸，只會罵娘，不做實事。只會怪責他人，自己不努力，企業不會發展，公司不會進步。任何一位創業者都必須是企業正能量，負能量不但消耗自己也消耗別人。國家已為一帶一路佈好局，進去就可闖出一片天，在門外猶疑，就不會有成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