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經濟封鎖和禁運

新中國成立後，西方國家在政治上採取敵對態度，中國將對外貿易重點轉向蘇聯和東歐各國，同時也爭取和西方商人交往。毛澤東訪蘇時電告中央：”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 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做生意，其範圍和數量要有一個大概的計算。”根據上述方針，中央貿易部連續召開有關農副產品和礦產等一系列全國性會議，研究大宗商品產銷情況，制定計劃和保證措施，控制消費品進口，同時保持和西方國家的貿易關係。香港成為當時重要的轉口港，換取外匯和進口物資的據點。

盡管美國支持國民黨對沿海進行封鎖，但英國仍有不少商人繼續同中國做生意。1950年中國外貿總額達11.35億美元，超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任何一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實施封鎖和禁運，對1700多種戰略物資做出限制。45個國家參加禁運，使1950年外貿急劇下降，造成很大困難。但國家看到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各國商人要賺錢，你不做生意，他還要做。中央採取有力措施，針鋒相對地展開反封鎖和禁運。中國對海外2.4億餘美元和物資要被扣留，通過海外人員的智謀搶運回國，同時利用國外廠商的歷史聯係和良好信用關係，開展進出口業務，取得良好效果。

中國積極開展中蘇和東歐的貿易，提出中國未來物資的需求，使對蘇和東歐的貿易額大幅上升。印度、緬甸、巴基斯坦、馬來亞雖然在美國脅迫下參與禁運，但對自身也造成很大損失，中國充份利用這個機遇，打開缺口，爭取到一部份重要物資的進口。此時，英國、法國、比利時、加拿大等國也以香港和澳門為基地，與中國進行非正式或秘密貿易。港澳工委在香港設立香港華潤、澳門南光組織貨源，愛國商人不避風險，鼎力相助，支援了前線葯品、輪胎等被禁運物資。香港和澳門都為反封鎖和禁運做出了貢獻。

此外，中國積極參加萊比錫、布拉格、莫斯科等國際博覽會，同到會的不同國家工商團體接洽，與英國、法國、瑞士、荷蘭、比利時50多個工商企業簽訂了2.24億美元的貿易協定，打破了西方禁運的壁壘缺口。盡管西方阻撓和禁運，但新中國的經濟潛力已為各國工商界所認識。在被禁運的同時，中國挖掘自身潛能，興修水利，發展農產品，不再依靠西方，擴大內需，化解了西方的遏制。周恩來事後總結，封鎖和禁運正好肅清了舊中國對西方的依賴，走上經濟獨立自主的道路，而受打擊的正好是他們自己。新中國確是一條硬漢，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會是一條受人尊重的、有禮的硬漢。

公私兼顧調整工商業

新中國成立的頭幾個月集中打擊投機資本、穩定物價、統一全國財經工作一系列措施，制止了惡性的通貨膨脹。由於物價穩定了，人們無需再搶購物資以保障自己不受經濟損失，市場出現了貨物滯銷的情況，使工商業發生困難。中央財委經認真研究，對社會需求的變化，盲目生產不止，催繳稅金，使一些合法經營的私營工商業生產出現困難，及一些政府部門在公私關係的處理上，過份排擠和限制私營經濟，使私營企業在經營環境上處於不利地位。為此，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合理調整工商業，爭取經濟狀況的好轉。

調整採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加強政府對私營企業的加工訂單，投放貨幣，收購農副產品，擴大城鄉交流。加工訂貨的方針，重點扶持了那些為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所急需的行業或企業，對某些國家不急需的產品企業，助其轉產，對不利於國計民生的行業不予扶持。由於當時抗美援朝戰爭，國家為供應前線需要，對私營企業訂單迅速增加，使私營工業的生產起了直接推動作用。在商業方面，國營商業擴大批發以穩定物價，鼓勵供銷合作社和私商收購、販運，規定合理差價，使私商有利可圖，活躍城鄉交流。

中央對金融政策也進行了調整，國家銀行加強對私營工商業發放貸款，並兩次降低貸款利率，幫助私營企業解決資金周轉的困難。稅收方面也作了一些有利於中小企的調整，對部份工業品實行減免稅優惠，鼓勵私營企業為滿足社會需要而生產。在調整公私關係的同時，政府還調整了私營企業內部的勞資關係，讓企業發生困難時，停產欠薪、遣散工人，造成的勞資衝突等問題。中央確認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在有利於生產的情況下，用協商方式解決問題。在防止抽逃資金或故意倒閉，要求工人努力提高生產、減少工薪，協助中小企渡過暫時困難，建立起勞資協商制度的新型勞資關係。

1950年6月至9月，中央財經部門召開一系列全國性專業會議，擬定公私分工合作的原則，確定以銷定產，生產分配等產銷計劃，合理劃分了銷售範圍。城市工商業經過調整，工業生產由萎縮轉向增產，商業銷售量迅速增加。1951年形勢好轉，私營工業生產總值增長39%，私營商業銷售額增長38.7%。資本家對調整工商業政策帶來的市場興旺和豐厚利潤感到振奮。私營工商業的復蘇，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擴大了就業，活躍了市場。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和國家在調節國民經濟的過程中顯出了力量。

掃除舊中國的社會痼疾

社會的痼疾掃之不盡，春風吹又生，只能不停地進行，遏止其惡化的傾向。解放初期，社會遺留了大量的社會痼疾，如賣淫嫖娼、販毒吸毒、設莊賭博等，嚴重毒化著社會環境和人們的身心。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開展掃除社會弊病的工作，打擊妓院老鴇、毒販和賭頭等惡霸勢力，聯結人民民主力量，進行社會改革。舊中國，妓女經受著地獄般的苦難，妓院不僅是淫亂的場所，還是社會上偷盜搶劫、拐賣人口、敲詐勒索等犯罪活動的藏納之地，性病蔓延，道德淪喪，禍及後代。人民政府採取措施，進行清理。

首都北京市率先行動，於1949年11月21日，通過人民代表會議，執行人民的意志，決定封閉一切妓院，審訊和處理妓院老闆、老鴇、領家，把妓女集中起來，改造思想，醫治性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結婚對象者助其結婚，無家可歸、無偶可配者組織學藝，從事生產。一天之內出動公安、民政、婦聯、衛生局2400餘名人員，封閉了全市224家妓院，將老鴇、領家400餘人集中審查懲處。北京市政府專門成立婦女生產教養院，共收容1200名妓女，讓她們過新生活。全國各地紛紛查封妓院，助被迫為娼者脫苦海。

各地婦聯、民政部門對飽受摧殘的婦女，心靈受到扭曲的妓女進行耐心的輔導，幫她們醫治性病，組織他們學文化，學生產本領，成為自食其力的婦女，擇偶成家，過正常人的生活。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這一場掃除社會痼疾的行動獲得了社會人士的稱許，樹立了良好的社會氣象。新中國成立之初，鴉片煙毒禍患甚深，西方列強以鴉片毒害著中國人民，戕害生命，耗損民族精神。蔣介石雖曾推行過”新生活運動”，但無禁毒措施，解放時販毒者達數十萬人，吸毒者數千萬人，出現了鬻兒賣女的悲慘社會景象。

1950年春，中央政府禁絕種煙，到1951年3月，西南多數地區煙田被基本鏟除，各地收繳毒品鴉片，煙民開始戒毒。1952年初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破獲走私毒品大案，暴露出鐵路、航運、郵政、公安、司法、稅務等部門有不少人勾結毒販運毒。4月15日，中央發出指示，發動群眾，查出製毒、販毒的毒犯36.9萬人，處決罪大惡極的毒犯880人。大約經歷了3年時間到1952年底，在舊中國肆瘧的毒禍基本消除。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聯結群眾，進行耐心教育，消除賭禍，取締賭博場所，讓賭博陋習獲得遏止。掃除舊中國社會的痼疾，給中國創造了一個奇蹟，振奮了民族精神，讓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魄力和膽識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中華民族從此有了一個新的起點。

移風易俗，改革婚姻制度

舊的婚姻制度是封建的婦女桎梏，以夫權為中心，壓迫和剝奪婦女的自由，摧殘人性、人權，釀成無數人生悲劇。舊的社會觀念、倫理道德、宗法習俗對整個社會影響根深蒂固。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早就非常關注，對封建社會畸形的道德、習俗進行改革。在解放前夕的1948年冬，已著手起草新的婚姻法。中央政務院法律委員會同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多次就婚姻法草案條文研究、討論和修改，於1950年4月13日，由中央舉行的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毛澤東於4月30日簽發命令公佈，成為解放後第一部基本法律。

《婚姻法》廢除包辦強迫、漢視婦女權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保護子女的合法婚姻，禁止重婚、納妾、童養媳，禁止干涉寡婦婚姻自由，借婚姻索財等陋習。《婚姻法》還對夫妻間的義務、子女關係、離婚後的子女安排、財產和生活都作出規定。各級政府通過各種生動活潑的戲曲如《小二黑結婚》等文藝形式加以宣傳，使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新的道德觀念在人民群眾中樹立起來。可是在新解放區和邊遠地區，封建宗法思想一時扭不過來，婦女受瘧待自殺、被殺的現象依然存在。

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對這種情況高度重視，於1952年11月和1953年2月發出指示，要求在土地改革和鎮反運動結束後，開展貫徹《婚姻法》的工作。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一場反封建的民主改革，但婚姻制度改革是人民內部的思想變革，要改變舊意識，需要長期、細緻、耐心的工作，而不能採取粗暴急燥的態度。把幾千年相沿的舊制度摧毀，必須堅持教育方針。對違反《婚姻法》的幹部和群眾主要進行批評教育，對極少數瘧待瘧殺婦女及干涉婚姻自由造成嚴重惡果的犯罪份子，則依法懲處，使惡劣情況獲得遏制。

1953年3月中央還開展了宣傳貫徹《婚姻法》的運動月，做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從而改變風氣，移風易俗。各級婦女聯合會、青年團與民政、司法部門共同配合，對漠視婦女權益，遷就買賣婚姻的行為進行處理，使《婚姻法》在短短的幾年內取得明顯成效。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形成社會新風氣，民主和睦的家庭大量湧現。廣大婦女參加各種生產活動積極性高漲，政治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中國共產黨在推進民主改革和社會改造，做出了移風易俗的貢獻。婦女獲得真正的解放，最終要取決於經濟社會的演變。

民主改革進入工礦企業

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與美軍作戰，中國大地在進行著土地改革。同時從農村到城市，從工礦企業到機關學校，都在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掀起了生產熱潮。工礦企業的民主改革，是一場改變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中國近代工業畸形的狀態。工礦企業中形成了一套由封建把頭控制的管理模式，工人成了任人欺壓的一群。國民黨時期，許多把頭都是反動黨團、特務系統、封建幫派在企業中的組織者和骨幹。城市解放後，由於接收是原封不動的接收，因此把頭制度還殘留在企業之中，民憤極大。

這部份人和隱藏在企業內的部份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和特務份子，在企業中造謠和挑撥，利用把頭手中的權力拉攏群眾，或混入共產黨和青年團，壓制工人的政治熱情。1950年在國營廠礦建立了黨、團和工會的基礎上，開始進行民主改革，廢除工人深惡痛絕的封建把頭制，取消對工人極為侮辱性的搜身等制度。1951年11月，中央發出《民主改革指示》，發動和依靠工人群眾，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工廠、礦山和交通等企業部門內部的反革命勢力進行系統的清理，改變舊制度，進行必要的民主改革。

工礦企業在解放初期情況比黨政機關更複雜，共產黨的領導力量還沒有延伸到企業中去，工人群眾還未能獲得解放。各地黨委抽調得力幹部，結合企業中原有職工，訓練職工中的積極份子，對企業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成立專門機構領導民主改革。各企業改革小組對工人進行思想動員，號召工人群眾分清敵我，整頓自己隊伍，勇敢面對壓迫，揭露和控訴欺壓和盤剝工人的封建把頭和劣蹟昭彰的壞份子，對反革命份子依法懲處。對過去有欺壓行為的人，看其有沒有悔改表現，錯誤大小，分別對待，為工人出冤氣。

在清除企業中的反革命勢力之餘，教育工人消除舊社會幫派的習氣，狹隘的地域觀念，職員和工人之間的隔閡。同時幫助有政治歷史問題的職工卸掉思想包袱，以團結為主的原則來解決問題。企業通過召開談心會、座談會、採取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解決矛盾，逐步在企業中建立起成主協作的新型關係。就華南、華北八個煤礦區，就有2000多個有劣蹟的把頭受到處理，1.2萬多名工人獲提升為班組長、井長、礦長或技術員。在此基礎上，各廠礦建立起廠長領導下的工礦管理委員會、職工代表會議等民主管理制度。隨著民主制度的建立，工人當家作主，工作熱情高漲，促進了工業生產的發展。

土地改革在全國範圍完成

到1952年底廣大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佔全國農業人口總數90%以上的地區都已完成改革。在整個改革中沒收和徵收的土地有7億畝，分給了約3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免除了土地改革以前農民每年給地主交納高達3000萬噸以上糧食的地租，獲益的農業人口達到60-70%。土地改革完成，土地佔有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佔農村人口92.1%的農民，佔有全部耕地的91.4%，原來佔農村人口7.9%的地主和富農，只佔有全部耕地的8.6%。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徹底廢除。”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得以實現。長期被束縛的農村生產力，獲得了歷史性的解放。

人民政府從經濟上對翻身的農民給予扶持，實行一系列利於促進農業生產的政策措放，促進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添置各種農具擴大經營農業生產。1951年糧、油、棉英產量姥姥1950年有所增長，1952年又比1951年增加，充份顯示土地制度的改革對解放生產力和恢復和發展農業的巨大作用。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農民收入增加，生活明顯改善。1953年，農民淨貨幣收入比1949年增長123.6%，人均淨貨幣收入增長111.4%，對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和城鄉社會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形成了有組織的階級隊伍。

據1951年10月統計，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四個行政區，農民協會成員約達8800餘萬人，一大批農村黨員、農民積極份子，參加農村基層組織，實行了對舊的基層政權的改造。每個鄉村還建立了民兵組織，全國民兵發展到1280餘萬人，對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保衛農民翻身都有很大作用。在發展組織之餘，各地農村普遍開展文化掃盲運動，利用冬季農閒時間，組織農民學習文化、政治、提高農民的素質。1950年上冬學的農民達到2500萬人，1951年，上常年夜校的農民有1100萬餘人。科學知識開始廣泛傳播。

勞動光榮逐漸成為社會的風氣。翻身的農民子弟開始大量入學，接受文化知識教育。1952年和1949年相比，農村在校小學生數增加111.8%，中學生增加186.2%。全國開始新婚姻法、掃盲、愛國衛生教育運動，破除陳規陋習等移風易俗的活動，使農村興起了文化熱潮。中國封建制度的根基被鏟除，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掃清了障礙，奠定了社會進步的基礎。從另一方面看，土地改革的完成，並非反封建主義任務的徹底完成，繼續肅清封建和小生產的政治和思想影響，仍然是中國相當長的歷史任務要努力消除。

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

從1950年冬季起，歷史上空前的土地改革運動在有領導、有步驟、分階段地在新解放區利用冬春的農閒時節展開。在整個運動中，採取”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去消滅封建的土地制度，以發展農業生產。土改工作隊深入民間，宣傳地主的發家史，農民的血汗史及解放後農民地位的變化，改革土地分配不合理的制度。在發動起群眾的基礎上，開始劃分階級，澄清部份群眾以為”越窮越光榮”的模糊認識。對隱瞞、謊報行為進行說理和揭露，既不漏劃地主又防止錯劃，制定標準來界定富農和中農的分別。

為了穩定中農的情緒，各地貫徹團結中農政策，向中農講解”勞動致富光榮”的道理，解除他們怕冒尖，戴上”富農”帽子的顧慮。農民協會以貧雇農為領導核心，吸納中農積極份子參加工作，列席各種貧雇農大會和代表會，讓大家以團結互讓的協商方式解決問題。這種民主的作風，縮小了地主的劃分面，保護了相當一部份出自農村，從事非農社會職業勞動者的合法利益。評議階級有了初步方案後，召開鄉農民大會予以通過，報請區人民政府批准，張榜公佈定案。各地力求做到公平合理，使運動健康發展。

完成土地財產的分配後，各地組織農民銷毀封建性的舊地契，召開農民大會，宣佈土地改革勝利結束。土改工作組事後還派出人員進行複查，糾正階級成份漏劃或錯劃，分配不公等偏差。各地政府發動農民發展生產，組織農會，提倡互助合作，幫貧雇農解決生產資金和技術等困難，掀起了生產熱潮。對於城郊土地，政務院出台政策，對工商業用地、寺廟用土及小商販、自由職業者擁有的小量農業用地者，均不劃為地主。城郊沒收和徵收的農業土地，一律歸國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徵收的土地給予合理補償。

對於華僑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也制定政策進行特殊處理，以團結僑胞和少數民族，對鞏固國防，促進地區經濟發展都起了作用。毛澤東號召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打通思想，整齊步代”，像過好戰爭關一樣過好土地關，過好反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關。各地政府還組織各界人士前往參觀土地改革運動的情況，各民主黨派抽調了大批人員了解幫助農民翻身的工作，提高了自身的認識，消除了對土地改革的疑慮，有利於發現土改工作中出現的偏差及時予以糾正。這樣使地主階級在全社會陷於孤立，讓土改順利進行。

土地改革新政策

劉少奇代表中央指出中國土地制度不合理，是落後和窮困的根源。改變土地制度，是解放農業生產力，實現工業化，鞏固新政權的重要舉措。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土地改革法草案，作為實行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據。把徵收富農多餘的土地和財產，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富農所有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動；但在某些特殊地區，經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徵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使土地改革變得有法可依，避免打亂仗。

同時，把沒收地主在農村中的一切財產，改變為只沒收”五大財產，即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但地主的其它財產不予沒收。這種安排使地主能維持生活，又能讓他把其它財產投入農業生產或投資工商業，對穩定社會秩序，發展生產有利。另外，地主兼營工商業及其直接用於經營工商業的土地和財產，實行不沒收政策，嚴格遵守《共同綱領》，使工商業私有財產受到保護。對於因缺乏勞動力而出租部份小量土地者，均不作地主論處，以保障社會各界人士的正當收入。

《土地改革法》還規定保護中農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對保證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有利。政務院還頒佈了《農民協會組織通則》、《人民法庭組織通則》以及《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等，明確了成份標準，對知識份子的階級出身，依其家庭成份決定，其本人的階級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來源的方法決定”，對各界人士身份的界定都作了比較合理的分別。封建剝削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雖然有些開明紳士願意服從土改法令，但整個地主階級不甘心失去原來的地位和利益。

圍繞土地的鬥爭是激烈的，有些地主知道改革在即，預先把該沒收的土地，以欺騙手段，假裝”贈送”給親友，分散給老佃農，以待土改後再追回。少數頑固地主還以各種手段對待土改，以金錢女色收買幹部和農民積極份子，以求庇護，或派人混進農會破壞，散播謠言，蠱惑農民，甚至殺害農村幹部和積極份子，有的人留下變天帳，準備反攻倒算。政府在城鄉各地宣傳土改的必要性和目的性，解釋法令和政策使家喻戶曉，推動改革的進行。許多城市知青通過參加土改隊，深入農村，了解農民的困苦，受到教益，加強了對改革必要性的了解，增長了才幹，後來都成了懂政策，密切聯係群眾的幹部。

土地改革是農村民主運動

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大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是各項民主改革中鏟除剝削，蕩滌舊政權的一場深刻社會變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全國尚有2/3地區存在著封建土地制度，華東、西南、中南、西北有2.9億農業人口，尚待實行經濟綱領的實施。全國佔農戶總數不到7%的地主、富農，佔總耕地的50%以上，而佔全國農戶57%的貧農、雇農和中農雖然耕種著90%的土地，僅擁有小部份土地的所有權，承受著沉重的地租剝削。此時，發動群眾，清除土匪惡霸、減租減息，實現耕者有其田，成為人民心中的盼望。

按照中央《共同綱領》的要求，剿滅股匪，安定社會，發動農民反霸，推翻地主階級在農村的政治統治，嚴懲稱霸一方，用暴力和權勢欺壓人民的惡霸。在農村反霸過程中，減輕農民的經濟負擔，進行了減租、減息、退押，減租約25%，減交高額利息。人民政府規定，地主將押金退還給農民，不計算利息。在這一措施下，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促進了受到戰爭破壞的農業生產，迅速地恢復了發展。在減租、減息、退押運動中，農民增加了50%-70%的收入，加大生產投入，改善了生活。

在這場農民的民主運動中，各地建立起以農民為積極份子，具有戰鬥力的農民協會、青年團、婦聯和民兵組織，進一步加強了農民的政治優勢，為新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提供了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據新解放區的典型調查，土改時富農戶數佔農村總戶數的3%左右，在經濟中並不佔主要地位。1949年11月，毛澤東在討論農村政策時，提出江南土改要重視對待富農問題，徵詢各地對富農政策的意見，不要操之過急，要花幾年時間逐步解決，以利孤立地主，保護中農，防止發生過左偏向，穩住民族資產，減低震蕩。

在三中全會討論土地改革法案時，有一種意見認為，新解放區各地情況不同，在土地特別少的地區，如果不徵收富農出租的土地，便無法照顧大多數貧雇農的最低生活要求，建議在政策上要有一些機動性。中央決定，在保存富農經濟基本政策前提下，對富農多餘土地，允許某些地區因地制宜的處理方法。富農政策從實際出發，不搞”一刀切”，有利孤立地主，穩定民族資產階級的情緒，減少土地改革的阻力，防止了土改運動中出現“左”的偏差。運動由於是群眾性的，總會有偏差，把握尺度，因地制宜非常重要。

打破僵局 實現停戰

朝鮮戰爭膠著，直至1953年上半年艾森豪威爾出任美國總統。他在大選中答應人民結束慘痛的朝鮮戰爭，於2月22日，由總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議先交換傷病戰俘。毛澤東估計到是艾森豪威爾政府放出的試探。同時在3月5日，斯大林逝世，周恩來代表中國參加葬禮，也和蘇聯就戰俘問題進行了交流。3月28日朝中方面經研究後，同意就交換傷病戰俘進行談判。1953年5月13日至6月15日，志願軍發動一、二階段夏季攻勢配合談判，於6月8日達成戰俘遣返協議。當時李承晚阻撓停戰，遭志願軍打擊。

在長達三年零一個月的戰爭中，在狹小的朝鮮半島上進行，雙方在戰場上最高峰時投放三百萬軍力。從兵力密度、敵方空中轟炸密度都是世界戰爭史上空前的。在異常激烈的戰鬥中，雙方都遭受到重大的傷亡。自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止，中朝人民軍共斃、傷、俘敵109萬餘人，其中志願軍殲滅美軍39萬人，共斃、傷、俘敵71萬餘人，自身作戰減員也達36.6萬餘人。在戰鬥中，志願軍以靈活機動的戰術，同世界上最強的軍隊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鬥，打出了國威、軍威，打破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

朝鮮停戰後，志願軍在1954年9月開始分批撤出朝鮮回國，美國則一直不肯作出同樣行動，死賴在漢城不走。中國無意在外國駐軍的立場，表現了中國人民誠心希望世界和平的願望，最後一批部隊在1958年10月，看到美國不再妄動就全部回祖國。這場戰爭是東西兩大陣營的一次嚴重對抗，由美國把戰爭燒到中國邊境鴨綠江時爆發。這是中國和美國互為對手進行的一場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的全面較量。美國在戰場上除了原子彈，所有現代化武器都出盡了，但最後中國，以自己的勇氣和決心，完結了西方在中國只要架起幾門大炮就征服中國的歷史。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先烈們在戰爭中表現出的崇高品格，克敵制勝的英雄氣概，受到全世界華人的景仰。在戰爭中，國家的軍事理論獲得極大的豐富，軍事科學技術有了提高，軍事人才創造了不少以劣勢的裝備戰勝強大敵人的新戰法和新經驗。同時這場戰爭使國家領導人深感加快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建設的緊迫性。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頂住了美國擴張的勢頭，維護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使中國有一個比較和平的環境建設國家，使美國再不敢輕易作進犯的嘗試。

邊打邊談 鞏固前線

朝鮮停戰談判從1951年7月10日在開城談，10月25日移至板門店，談判只涉軍事，不談政治，主要談設立軍事分界線、停戰監督、交換戰俘。談判拖延兩年之久，中間打打談談，拖至1953年7月才結束。談判開始時美國恃強不肯以38線為軍事分界線，要求將分界線劃至中朝軍隊陣地的後方，以作為美方海、空優勢的”補償”。對這一無理要求，中朝方斷然拒絕。美軍在1951年8月在東線發起夏季攻勢，9月在西線又發起秋季攻勢，企圖以軍事壓力獲得在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東西。中朝軍隊堅定回擊。

在戰鬥中，中朝兩軍採取陣地戰和運動戰相結合的方式，獲得了重大的勝利，殲滅美軍和韓國軍15.7萬餘人，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停戰談判。其間美軍採取所謂”絞殺行動”，出動大量飛機、以摧毀朝鮮北方鐵路，封鎖阻止志願軍的物資運輸線，迫使志願軍彈盡糧絕而屈服。志願軍高射炮兵、鐵道兵、工兵配合志願軍空軍作戰，頑強反轟炸、反絞殺，經過十個月的堅韌不拔戰鬥，特別是年輕志願軍空軍在空中”拼刺刀”的戰鬥，給美軍”王牌”空軍以沉重打擊，共擊落敵機330架，擊傷敵機95架。

中國國內部隊作為後備軍，輪番入朝作戰，迅速取得對美軍作戰的經驗，大大增強了中國軍隊的戰鬥力。1952年美國不顧國際公法，採取細菌戰。中朝兩軍採取措施，防止細菌和疫情擴散，展開全國範圍內的愛國衛生運動。中朝兩軍強有力的軍事行動，終於使談判雙方在1951年11月27日初步就軍事分界線達成協議，決定雙方軍隊從實際接觸線各自後退兩公里作為非軍事區。這條分界線就是當初中朝一方提倡的38線。1952年5月又解決了停戰監督和限制朝鮮境內軍事設施問題，但戰俘問題的主張卻截然不同。

戰俘問題陷入僵局，”聯合國”司令又下令對北部軍事要地轟炸，施加壓力，扣留中朝被俘人員。中朝軍隊一面談判，一面採取針鋒相對的”零敲牛皮糖”的戰法積少成多，進行戰術反擊，予敵重大殺傷。10月14日克拉克發動了規模最大的所謂”金化攻勢”，在戰略要衝上甘嶺，一晝夜發射30萬發炮彈、飛機投擲500多枚重磅炸彈把山頭幾乎削低兩米。志願軍依托坑道和敵軍反復爭奪陣地，使敵軍傷亡2.5萬，守住了上甘嶺。在持續兩年的戰鬥中，美國將陸軍1/3、空軍1/5和海軍半數投入朝鮮戰場。中朝軍隊以打促談，使敵人在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東西在戰場上也同樣得不到，給美國以沉重打擊。

全國的抗美援朝運動

志願軍到朝鮮戰場作戰，全國上下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抗美援朝運動。1950年10月26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成立。11月4日，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及各民主黨派發出聯合聲明，指出”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密切關聯。唇亡齒則寒，戶破則堂危”，”救鄰即是自救”。全國掀起了參軍、參戰、支前的熱潮。1950日12月1日中央軍事委員會開始招收青年學生參加各種軍事幹部學校。廣大城鄉出現父母送子、妻送夫、兄弟爭相參軍的景象。僅東北就有60多萬農民參加擔架隊、運輸隊和民工隊。東北老鄉更全家總動員，出現炒麵送糧給前線志願軍的行動。

全國人民發起抗美援朝的運動，也反對美國重新武裝日本的行為。1951年2月2日在抗美援朝總會組織下，全國有2.299億人參加抗美援朝，保衛世界和平的遊行。4月到7月有3.399億人簽名支持世界和平理事會反對美國武裝日本的決議，要求美、蘇、中、英、法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的達3.44億多人。反對美國侵略的愛國運動達到中國歷史上空前的規模。1951年1月14日和22日，總會先後發出募集救濟品和慰勞品，組織赴前線慰問團，寫信慰問等行動。軍人家屬，各界人士包括海外華僑以不同形式表達支持。

人民群眾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創造了訂立愛國公約的形式，強化和鞏固愛國行動。愛國公約內容就是開展生產競賽、優待烈軍屬、反對美日單獨媾和。據統計, 各地訂立愛國公約的群眾達80%以上。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總會發出號召，動員各階層捐獻飛機大炮運動，到1952年5月底，籌得捐款總額人民幣5.5675億元，可折合戰鬥機3710架。在愛國主義精神的鼓舞下，全國工廠日以繼夜增加生產，保證軍需品和彈藥送到前線。工人提出”工廠即戰場，機器即槍炮”的口號，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盡最大的努力。

此時英美開始抵制中國，管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的公私財產，禁止在美國注冊的船隻開往中國。英國追隨美國非法徵用中國在香港修理的油輪，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71架飛機及其他財產判給美國民用運輸公司，對華進行制裁和禁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也對美在華資產實行徵用或代管。英美在華企業本來在遵守中國法令下繼續在華經營，後也因禁運而倒閉。其中宗教團體在華的學校，醫院、慈善機構因資金斷絕，改為由中國教徒完全自辦。1951年1月，教育部決定接收由外國津貼的20所私立高等學校，改為中國人自辦的學校。中國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也發起自治、自養、自傳的自主辦教會行動，不受制於外國教會。這一切變化都從制裁中國開始。

邊談邊打策略

朝鮮戰爭具有複雜的國際背景，使戰事既具長期性又具艱苦性。1950年12月3日，毛澤東與金日成在北京會談時說，”戰爭有可能迅速解決”，但仍要作長期打算，至少準備打一年。在第三次戰役結束後，志願軍中普遍出現了輕敵速勝思想。第四次戰役後，速勝的情緒不復存在，中央對抗美援朝戰爭的長期性艱苦性有了清醒的認識。1951年2月彭德懷回京匯報戰況，對面臨的困難作了說明。中央軍委反覆交換意見，於3月1日由毛澤東致電斯大林，明確指出”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

讓美國知難而退是出兵前中央的設想。當戰爭長期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之時，交戰雙方的談判問題就提了出來。美國在第三次戰役開始後，在盟國的壓力下，同意就停火問題進行試探。1951年1月1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項朝鮮停火，和平解決的五步方案轉交中國政府。方案內容要首先實現停火，然後談判，包括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召開英、美、蘇、中四國會議，解決台灣和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美國由於在戰場上處於不利地位，只希望停火，不談其他問題。當時中、朝、蘇三方採取同一立場，迫使美國要把朝鮮軍事和政治問題一起談。

1月7日，周恩來回覆聯合國，不同意先停戰，因為那是給美國喘息的時間，但同意外國軍隊都從朝鮮撤軍，由朝鮮人民自己決定國家的前途。同時談判內容必須包括美軍從台灣海峽撤退，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2月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誣蔑中國進行侵略。雙方主張相距甚遠，停火難以實現。1951年3月，英國反對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4月11日，杜魯門宣佈撤銷要把戰火燒到中國的麥克阿塞的職務，換上李奇微為美國遠東和”聯合國軍”總司令。此後，美國就停戰問題與蘇聯接觸。

根據變化了的形勢，毛澤東於6月初邀請金日成訪問北京，商談可能的停戰談判的方針和方案。隨後，金日成和高崗赴莫斯科和斯大林會談。6月中旬，毛澤東提出”充份準備持久戰和準備和談，達到結束戰爭”的總方針，即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雙管齊下。”爭取和，不怕打，準備拖；談要耐心，打要堅決，據理力爭，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戰”。經中、朝、蘇三方協商之後，1951年6月23日蘇聯駐安理會代表馬立克主張雙方應該談判停火與休戰，把軍隊撤離三八線。30日，美國李奇微同意停戰談判。7月1日，中朝方面同意舉行談判。由此，朝鮮戰爭轉入邊打邊談階段。